一直在寫書評，這次，評一個短的——《紐約客》1月3&10號刊「來自涪陵的信——Going Up」。作者Peter Hessler，中文名字何偉，九十年代參加和平隊到重慶涪陵師院教授英文。最近的關於何偉的消息是去年6月，四川大學沒有再與何偉續約，何偉於是未能繼續在四川大學教學。他常常在《紐約客》發關於中國的文章，最近的一篇長文就是這篇關於他在涪陵師院教課的回憶及他學生們的現狀。
英語系的學生每一個都為自己起了英文名字，何偉學生們的英文名字著實與眾不同。叫做North的學生是班長，North不僅代表地處北方的北京，也同時是他在一本歷史書中讀到的一名英國首相的「名字」（何偉指出他似乎不知道North其實是首相的姓氏）；還有一位自己為自己取名叫Anry的文藝青年，他喜歡寫詩，正如那些詩人一樣，這個年輕人覺得寫詩的人都應該憤世嫉俗，於是去掉「Angry」裡面的「g」，如此得名。這些學生們都跟何偉講述自己各式各樣的戀愛故事。跟九十年代長起來的那代人一樣，他們的戀愛經歷都不是特別豐富，一般能寫的也屈指可數。但就是這些何偉拿出來分享的區區幾段，一個共同點讓我實在無法忽略——
沒錯，就是節選的書信中形容到自己找的對象時所用的這句：「But she is very kind to me/but he is very kind to me」。不同的兩個人措辭卻完全相同，甚至連詞都一樣，雖然何偉把書信翻譯成了英文，但是這句話令我幾乎反射性地想到我從小到大聽到的灌輸——「找對象一定要找個對你好的」。所以，當這些學生提起他們的女朋友/男朋友時，他們的形容是，她/他很醜，她不漂亮/他不帥，她臉上有很多黑點，但是她/他對我很好（因此，我將選擇跟她/他結婚）。
大概從我明白人和人之間可以彼此喜歡、相愛開始，母親就告訴我，將來找對象「一定要找一個對妳好的人」。小時候聽這話，沒有什麼辨別能力，畢竟是在那個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覺得嗯，沒錯，當然要在尋找愛人的時候找一個對自己好的。那時候也知道身邊的多數同齡女孩從母親那裡得到的「戀愛經」都一樣——「一定要找個對妳好的」。隨著年歲漸長，母親口中的這句「金科玉律」從未變過，但我卻開始質疑，「對我好」不是在任何一段人際關係中最基本的嗎？何況談戀愛乎？難道「對我好」是最重要的要求？如果戀愛的對方對我不好，我為什麼要跟ta在一起呢？還待在這段關係中做什麼呢？你腦海中所謂的那麼多「不得已」究竟是真的不得已還是一種不自知的綁架呢？或許父母那輩人依舊背負著代代相傳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於是即便找了一個「對自己不好的」也不敢離婚、無法離婚，只好將這種有一個對自己好的伴侶的「期望」加諸於兒女身上。這樣做的出發點或許可以理解，但真的真的不要這樣做，否則，這樣的「低要求」可能會很快將女兒（尤其是女兒）推向abusive親密關係的深淵，再難出來。
當接觸了心理學和心理諮詢後瞭解到了「trauma bonding」這樣的概念，很普遍見於充滿家庭暴力（當然包括冷暴力）的家庭關係中。孩子長期在受到身體和/或精神虐待的家庭環境中成長，但是父母會時不時地/或無法預測地表現出「對孩子好」的行為，諸如買禮物、帶著去飯店等。這就會讓孩子產生trauma bonding，一直處於想要獲得父母「對我好」行為的期望中，忽略了長期的受虐感受。放到戀愛的親密關係中就是一方身體和/或精神虐待一方，卻也會時不時/無法預測地表現出對受虐一方好的行為，例如買貴重禮物等，從而讓受虐一方陷於對那些無法預測的「對我好」的行為的無限期待中而無法及時離開受虐的親密關係。是為trauma bonding，因為雙方是通過創傷綁在一起的。
健康的戀愛關係、親密關係、家庭關係是建立在健康溝通交流基礎上的，互相理解，有同理心，絕不是這扭曲的模樣。
也正是因為有太多太多的孩子成長在不健康、扭曲甚至存在家庭暴力的環境中，成人後找尋伴侶的要求真成了「只要找個對我好的就行」，讓其他都成了錦上添花。更何況，究竟怎樣定義「對我好」呢？
何偉還談到了自己學生們的低離婚率。他們留在婚姻裡都是因為「對我好」嗎？
涪陵師院和「和平隊」對我來說並不陌生，我也是受益者之一。看到何偉寫的來自涪陵的信，我也總會記起依山傍水、三江交匯的水陸碼頭重慶。我想念那裡的山水人情，那情感被時間、空間一下放大，變得濃厚。看到何偉筆下的描寫，總覺得能體會到這些人在自己身上或多或少的影子，情陡然近了。
情人節到了，收到來自情人的禮物，懷著滿心的情去看描述曾經置身的那個世界的人、事、情、愛，思考這麼些年身上殘留的種種傷痛，寫下了這些文字，覺得「情」字在中文裡真可以是父母子女間的，也可以是戀人關係間的，更可以是朋友間的，也正是如此，它不能只以「對你好」為基礎。我更希望每一個長大或未長大的孩子都會被好好對待，讓「對你好」成為任何人際關係的底線。
舊情如江水，渾濁、滾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