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書名《幸運之子》我以為講的是倖存的人如何在浩劫中重生，在時間長流中尋回自我的故事，其實完全不然，這本直近末尾才知道角色們的遭遇。
故事用了雙敘事線並行，分別是1980年代的芝加哥，青春氣盛的男孩城卻飽受愛滋病侵襲，染上病便是死刑，主角耶爾身邊好友一個個失去性命；與2015年的巴黎，有臉書、隨便一個轉角咖啡廳便是電影拍攝場景，卻在此時遭遇震驚世界的恐怖攻擊。
看似毫無交集的敘事線所遭遇的危機，卻不是講述人生苦短，必須及時行樂等價值觀，而是在這橫跨超過30年的時間中，體會到人生其實比你想像的還要漫長。也忍不住反向思考，究竟在這些浩劫下所謂「幸運」，是先走一步的人，還是活著，卻被留下來的人？
未知的恐懼
小說的開場就是喪禮，在參加者們的對話中發現正有一場未知，卻輕易奪人性命的愛滋病悄悄蔓延。老實說我對這個背景描繪是陌生的，我知道愛滋病直至今日仍帶走相當多人的性命，卻不知道在上個世紀末，不但堪稱是絕對死神，得病的人也是「人體骨牌」，大家排排站，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排好等著倒下的一個，甚至連帶嚴重標籤化了同志族群。「愛滋本身感覺就像一場審判。...好像錯在我們是同性戀，錯不錯在你做過幾次。如果你自以為不會染病而中鏢，錯就錯在你太狂妄，如果你自知可能染病卻不在乎，錯就錯在你多恨自己。」
然而即便是陌生的愛滋病歷史，往上拉到人類面對未知疾病的恐懼，並不會隨著邁入21世紀而有所改變。2020年開始的一系列怪象，與直至今日面臨的疫情，我們也很容易先進行審判周遭人。
而當自己真正經歷了，會發現糾正別人始終最簡單。我們永遠不要只用自己的濾鏡去放大別人的痛苦。
活下來的意義？
我心疼的不只是親自送走一個個摯友、同時也要面對得病恐懼的耶爾，還有從小在這堆哥兒們之間長大，到2015年只剩孓然一身的菲歐娜。反覆咀嚼他們的心境，心疼的不只是他們的遭遇，更是耶爾與菲歐娜都很不能夠愛自己的表現。看著他們刻意去比較現實與過往的創痛，能活到最後真的是幸運的人嗎？
或許倖存後所背負的罪惡感壓垮他們，但當他們聽著諾拉的故事——這位二戰時與許多知名藝術家交流，成為模特兒，最後卻只剩下自己坐在輪椅上敘說他們的故事——時，那專注聆聽的神情，還有只想把諾拉回憶裡最珍藏的藝術家畫作，傳達給眾人知道，而不管這藝術家是不是足夠有名。
我理解到或許活著，不是要背負他人生命的沉重罪惡感，而是僅僅作為活著的人，記住那些離去之人的故事、或許對他們奮力愛過、恨過，快樂與創痛並行，與一起經歷過的回憶，也是不枉我們活過此生。
而最近除了閱讀故事，更讓我想探究的便是每位作者的寫作動機，書末附上蕾貝佳．馬凱的訪談，補足了我好奇為何她想要寫出以芝加哥為背景的愛滋疫情小說，以及身為順性別異性戀女性，為什麼反倒探究LGBT族群，是否合適講出這個故事。
身在角色背景裡的錯覺
對我來說意義更非凡的地方在一個小細節，小說中菲歐娜2015年冬天來到巴黎時，遇到了恐怖攻擊。而那時候的我在德國，甚至規劃了聖誕假期要去巴黎一趟。
攻擊發生時台灣根本還沒有消息，連歐洲境內也很混亂，不只法國各地多起餘波的攻擊出現，德國境內也有許多未經證實，但多處都發現炸彈的新聞（最近的一顆在我隔壁城市）。當時全靠志工營的朋友們得到第一手消息，我往前翻7年前的聊天紀錄，居然都還留著當時跟友人的焦急對話，而小說中的對話與巴黎當下的混亂處境，完全跟對話不謀而合。看到時雞皮疙瘩都起來了！我彷彿有一種身在角色背景裡的錯覺。
如果連這樣的小細節都如此真實，更遑論是作者蕾貝佳．馬凱耗時四年所調研的1980芝加哥，那黃金盛世卻被病毒摧毀的年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