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你爸爸就坐在那張椅子，你可以把想對他說的話都對他說，可以嗎？」
「不行，我做不到。」我立刻回絕諮商師。退而求其次，我把想說的話對著諮商師說出來，老師再把語句轉換成我親自對爸爸說的話。
「我很討厭我爸。」
「我討厭你。」諮商師轉換了語句。
「他讓家裡每個人都很痛苦。」
「你讓家裡每個人都很痛苦。」
「就算他有他的壓力，也不該用這種方式對我。」
「就算你有你的壓力，也不該用這種方式對我。」
那天的空椅治療我只說了這三句話，老師說我應該還有很多話想說，但我的腦中一片空白，就像面對我爸爸的時候，我沒辦法開口說話。
然而，正如老師所述，我的內心還有很多話想說，通常都是怨言。老師要我把說不出口的話寫下來，我寫的第一句是：
「我真的好恨你們。」
這是寫日記後所發現的。原來我對父母的恨意難以從嘴裡吐出來，就連在諮商師面前也只敢用「討厭」來形容。或許事實上，我擁有比自己想像中更多力量。我不再是被打巴掌後，因為過於驚訝與恐懼而杵在原地的小孩；我也已經不是十一歲那年，因為被爸爸酒後丟擲杯子，腳邊滿是玻璃碎片——那個年幼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