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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貫穿全片的片名，卻是從未被提起的問句。這部電影的選角簡直是完美，Tilda Swinton飾演的母親Eva，具有智性的外表，Ezra Miller飾演的兒子Kevin則具有聰慧卻邪氣的外貿，John C. Reilly飾演的父親Franklin，則是典型的「父親」形象。
凱文怎麼了？或說，凱文做了什麼我們必須要探討他怎麼了？
片頭在一片番茄液體中人山人海的混戰，我們可猜想這是在西班牙的節慶，而其中則是享受著狂歡的Eva，她遇上了Franklin之後生下了第一個孩子：Kevin。他不斷地哭鬧，但到學步與發語的年紀卻仍然沈默，被攜往就醫的他發現聽力不僅無損，甚至也沒有自閉傾向。但面對母親的發話他從不回應，母親希望他說出：“Mommy”他卻要說：“No”；母親丟出了球希望他回拋，他卻拒絕配合。
他就是故意這樣子。
母親希望確認他的認知能力要他數數時，他刻意不按順序，再從1開始往下數，只為了證明他會數數但他不願配合，當Eva寫了算數題，他則直接把紙給揉爛蔑視母親，甚至利用還沒戒掉尿布的時期一再如廁於尿布上使Eva不堪其擾進而情緒失控至將其甩至牆上留下手上骨折的疤。
Franklin是典型的父親，幾乎從不在場（外貌上也不討喜是另一回事了），他只在Eva好不容易哄睡了Kevin後為了體驗有小孩的美好把孩子抱起來玩玩，這是玩小孩，不是顧小孩，兩者的差別在於目的是為己或為孩，卻忽視母親已歷經千辛才能換得的些許休憩極有可能因此被打斷。他也只在Eva在面對Kevin的反調到無法忍受說出：「媽媽在你來之前是快樂的你知道的吧？現在媽媽每天起來都希望自己在法國。」時，擺出一副譴責的表情。除此之外，一無所為。
所謂「不在場」不僅是電影鏡頭呈現的故事，也是許多家庭故事的現實：父親的缺席。鏡頭中總是沒有Franklin，絕大多數是由Eva與Kevin間的互動推動著故事，就像諸多父親在家庭中的空缺，徒留母子女等運轉一個「家庭」。好像父親就是這樣的。
故事的進行類似蒙太奇卻非刻意混淆時間，交雜著孕前、育兒以及事發後，似乎在不同時間呈現的敘事中想提供給觀眾線索。事發，即大屠殺。因此我們問：凱文怎麼了？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然而，卻可能沒有線索，也沒有答案。
這也是近年來許多大屠殺事件許多人想要追問的問題，那些「兇手」不也都曾是孩子嗎？就像腦滿腸肥的政客或是官場文化、暴富的企業家或乞丐，這些人不都曾是強褓中的嬰孩嗎？雖然在《凱》片中有些傾向是想要呈現出Kevin是有些乖僻的性格，例如他就骨折的事情是為母親圓謊說明了他的超齡、他無時不刻抗拒著母親卻在父親面前表現出另一面證明了他的聰穎，但他至多是古怪了些，但這些古怪並不是我們能僅以此預斷他將成為兇手的徵兆。
於是，電影故事的問題仍然未解。
但這正是故事主軸，後設地。它問：凱文怎麼了？它要觀眾與電影對話：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它要觀眾與作品去互動，填補其中中Eva與Franklin以及任何人都留下的空白。
我們不能只用龍布羅梭（Cesare Lombroso）的生來犯罪人理論輕易敷衍，雖然我們能見到Kevin與Eva的相似，例如從嘴裡吐出指甲的Kevin以及吃下蛋殼的Eva都在桌上排列起這些廢棄物，雖然在幼年時的Kevin打著電動喊著：“die”，讓這個理論具有被選擇的強烈誘因。惟若基因能解釋至此，故事中正好在這個家庭中設定有另一名小女兒Celia，何以她是如此「正常」？畢竟在同樣的家庭有類似的基因遺傳，也有類似的環境，為何會出現一善一邪的結果？
若想對此問題提出個簡解，那只要冠上個「反社會人格」或是其他精神疾患那就能結案，畢竟他在幼年時目睹母親為父親口交，甚至在自慰時被母親發見卻未停止動作甚至盯著母親繼續手淫直到母親退開，這些都能在心理學上找到個解釋。然而精神疾病作為文化建構不過就像對於痲瘋患者的隔離與他者化一般，並不那麼像癌症有個異常的腫瘤是可被經驗感知，卻是一種主觀上被創造出的「異常」。那麼在這浮動的標準下，仍然對於問題的消解是無助的。
甚至，有些標準也不像我們所因為的如此客觀，例如年齡。所有人在看到一位成年母親與未成年男孩時，就算男孩再過分都能被他的孩童身分給豁免：「他不過是個男孩」。然而，年齡的劃分、「青少年」概念的存在都不僅是武斷的，甚至也是被創造出的界線。問題可以更為極端地到在責任能力是18歲的情形下，在成年的前一秒犯下的罪是否在實質上與成年後的第一秒有所區別？（形式上將因法律的責任能力有無區分而有天差地別的結果）。Kevin的「超齡」除了在前述所提到有說謊與操控他人的能力之外，甚至大屠殺的發生也是他算計過後的結果，在16歲的3天前犯案。這並不是所有的孩童都會去盤算的事情。雖然大屠殺也不會是。
再回來談談父親的不在場。所有的鏡頭幾乎都在Eva與Kevin身上，這也凸顯出在事件發生後所有人對她的譴責，包括在房子上潑的紅漆，包括在路上遭被害者父母的羞辱與毆打，包括在想要重新開始生活時卻要面對如同更生人般的眼光，縱使不願在聖誕跳一支舞也要被貶低的非人地位。這時我們才發現法律縮奠基的個人主義責任中，並未同時適用於道德輿論。在這裡，責任依然連坐，尤其是母親。
「都是妳教不好。」約略是這樣心態的總結。似乎教養全然是母親的責任，所以當孩子犯了什麼錯，唯母是問，且故事更透由Kevin的大屠殺把父親與妹妹賜死而更加凸顯。但是父親呢？故事中死亡之前，他也總是缺席的，但被否定與批判的總是你女人。其中片段更可以見及Eva作為女人、作為人的被否定，她與Kevin的對話中有道：
「每個人都需要自己的房間，你有你的，這裡是媽媽的房間。」
對應及吳爾芙《自己的房間》，Eva把地圖上貼上了各種機票代表沒有孩子前的過往，但這些全被Kevin灑上了各種顏色的漆料，尤其是紅色。這時，父親在哪裡？我們能看到的只有龐大的責任與譴責加諸於她。透過故事中的路人眼光，也透過鏡頭全重量地壓擠。
若有披著羊皮的狼，那Kevin就是戴著男孩面具的惡魔，雖年尚幼，但所為都不僅是惡作劇，卻已達到邪惡的程度。他將老鼠放到絞碎器、也讓妹妹瞎了隻眼，卻始終冷漠著。
他是虛無的。
當他知道母親希望家人間的互愛時，在一張寫著“I love you”的CD裡頭放了病毒銷毀了作家母親所有的電腦資料，他這麼回答著：
“What’s the point?”（Eva）
“There is no point, that’s the point.”（Kevin）
在電影裡頭，我們無法如同在《發條橘子》中看到艾力克斯作惡多端只不過是青春的過程；也並非《無人知曉的七月十日》那麼冷冽；也不是《親愛媽咪》中有著強烈情感與反叛但終究以愛為軸的親子關係。在《凱》的電影中，提出、留下的是個待解的問題，是我們世界待解的問題。基因中找不到答案，環境中也找不到答案，這類大屠殺事件就像個天災一般發生，社會卻無力可抗。但或許正是我們從來不去談論Kevin，或許這些人正是不被談論的，這些人總是在社會中的各種群體的視線、話題之外，可能只能與已與其陷入仇恨螺旋的母親相旋，進而形成血腥暴風。
不過這些都是「或許」，凱文怎麼了，依然待解。然而重要的不是解答，是我們開始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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