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價值》(Sentimental Value)正是這樣的一部珠玉之作。導演尤沃金提爾(Joachim Trier)以節制的筆觸，避開廉價的煽情，將鏡頭深入情感的肌理，一寸一寸地剖開那些難以言說的家庭關係。那一棟位於奧斯陸的老家屋，從1910年代直到現在、跨越四代人陪伴一個家族，不單單只是故事背景，更象徵著承載記憶與創傷的容器。電影中出現了老婦人聲音的畫外音，讓我覺得好似這棟房子在跟我講話。
電影整體視覺如同一篇靜謐的散文。清透的光線、溫柔的景色，看似輕盈，卻讓人不自覺沉浸於對生命的凝視與思索。配樂更像細膩的引線，在關鍵時刻悄然點燃情緒，使每一次情感的波動得以擴散。
先講一個配樂彩蛋。當女主角諾拉（Renate Reinsve飾）在現代改編版的契科夫舞台劇《海鷗》即將開幕前，背景播放了一段極具壓迫感、令人不安的配樂，那是來自導演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經典恐怖片《鬼店》(The Shining)的主題音樂！
最讓我折服的，是四位主要演員的呈現，每一位的表演都好傳神，我覺得應該要拿一座奧斯卡最佳選角獎才對，但實際上連入圍都沒有！這個獎項最後頒給了選角也很精彩的《一戰再戰》。
《情感的價值》絕對是近年來最重要的一部挪威電影，目前已榮獲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獎、英國電影學院獎BAFTA最佳非英語電影，更在歐洲電影獎一舉奪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最佳劇本與最佳配樂共六項大獎。
更特別的是，在2025年坎城首映當天，獲得全場起立鼓掌19分鐘，在Longest standing ovations記錄上排名第三，真的是現象級的電影啊。
到了今天，我認為想看的朋友應該都去看了，底下有一點劇透，不介意吧？
[底下有劇透，請斟酌服用……]
父女
有一幕父親古斯塔夫（Stellan Skarsgård飾）對大女兒諾拉說：「你太會生氣，這樣找不到伴侶的。」
然後碎唸幾句人還是有結婚比較好。
接著又說「我才不會想跟女演員結婚哩！」
而大女兒正是一位舞台劇演員。
怎麼會有這種父親啦？。
但仔細想一下，這種自戀的父親或許不少。在身心科診間和分析治療場域裡，很常從個案口中聽見這類父親的刺耳存在。「父親」這種生物，可能特別容易說出像這樣的蠢話。
大女兒瞬間必定感覺到一種父親的否定、拒絕，又直接連結到童年時父親的離去。
你說父親是不假思索、說話不經大腦嗎？他是名揚國際的大導演，應該是擅於思考與感受的人種吧。
我猜成串嘲諷的話語是某種隱形的攻擊，宛如戰爭中對敵人奇襲的無人機群。那是機智的他慣用的自我防衛方式。
然而眼前的人不該是敵軍，是女兒啊！
大女兒即便受傷，也要撐起倔強的帶刺外殼，用言語還以顏色。
就這點來說，大女兒可說是認同了爸爸，熟稔地運用言語反擊，真的是血脈相承。
但此刻父親可能接著想，這個女兒真的很容易生氣，我剛剛講得實在沒錯啊。
父親的自戀，也顯現在他對老友的態度。他想要找老搭檔來擔任新作的攝影師，當他忽然發現對方不良於行時，瞬間判斷這樣必然無法依照自己的原先構想在老家屋中實地拍攝，於是編個理由說人事還需要電影公司同意來給個軟釘子。在這個情境下，他自己作品的完成度是第一考量，友情只能擺在後面，著實殘酷，但他也因自己的說辭而懊悔。
在這對父女之間，由關愛生恨意的情感循環毫無疑問可以重複一萬次，除非有人願意做出改變……
有一天在咖啡館，父親跟大女兒說，我要拍一部電影，裡頭的女主角希望由你來演。
他想要跟這個女兒重新建立連結，這是他自己可以接受並奮力做到的唯一方式。他需要計畫一場「行動」，同時讓自己東山再起。你當然可以說，這個方式也很自戀。
對父親這種「行動」生物很有興趣的朋友，請別錯過我另一篇相關文章：
大女兒斷然拒絕。她不想再跟父親有任何牽連，她的人生不需要父親做為一名「指導者」--director來對她指指點點。
因為無法召喚大女兒而失望的父親，在某個影展活動中，遇到一位已經成名的美國女演員，決定找她來擔綱。
對父親來說，美國女星表面上好像是一位更好版本的女兒，更有名氣、更成功且對他態度尊崇。
當大女兒看見電扶梯旁電子廣告看板上滿滿的美國女星燦笑，心中不會有一絲嫉妒和不甘嗎？
別忘了小女兒安涅絲（Inga Ibsdotter Lilleaas飾）童年時也曾出演父親的電影，讓父親引以為傲。手足競爭議題肯定在大女兒心底掀起波瀾。
父親想要找小女兒的兒子來參與演出，小女兒也拒絕了這項邀請，並藉此表達孩提時代雙親離婚後被父親拋下的憤怒。
沒想到後來美國女星自認無法詮釋好這個挪威角色，自動請辭。或許她的心情就像是一個「替代的小孩」(replaced child，意指父母失去小孩後想要另一個小孩來替代之)，自認怎麼揣摩都無法真正貼近雙親的想像。父親的行動，至此徹徹底底失敗了。
失落的父親與三個女兒，不由得讓我想起莎士比亞的《李爾王》。促成我這個聯想的節點，應該就是「自戀父親」這個元素吧！
母子
父親自己的母親（下稱祖母），在他小時候於家中上吊自殺。此後，他被爸爸帶去瑞典，遠離老家屋。
祖母青年時期曾遭納粹刑求，因為跟反抗行動有所牽連。
可以想像這些故事在家庭中將成為被噤聲的歷史，承平時代誰會想說、想聽這些無比痛苦的往事？只有老家屋知曉一切。
被虐的記憶彷彿老家屋的裂痕，人們視而不見，卻在祖母心中形成永遠無法癒合的撕裂傷口，註定在未知的某一刻爆破，滾滾湧現所有的濃濁不堪，奪取祖母的性命。
這對父親產生什麼影響，電影並未明說。我恣意想像，或許他心裡仍有一道傷痕，他娶心理治療師為妻，是想要藉此療癒自己。
為文至此我腦中出現了兩位大屠殺集中營倖存者後來自殺的名人，其一是作家/化學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其二是兒童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師布魯諾．貝特罕(Bruno Bettelheim)。類似狀況我想應該還有更多。
在古斯塔夫導演的新作中，他將重現童年的他與母親分離的那一幕。小小的他出門上學，忘了拿東西而折返，再次見到母親，又說了一次再見，這次竟成永別。這絕對是沉重到令人屏息的一幕，無聲的悲傷駐足於此，那無疑是哀悼亡母的痛苦歷程。
但弔詭的是，這同時也可能成為令導演寬慰的一幕。人物及光影在膠捲烙印的這段時空，可以無限次重覆播放，他可以無限次目睹自己與失去的母親重逢，又說一次再見，這是可以永恆回溯的魔幻時刻。佛洛伊德說「夢是願望的實現」，而電影是夢工廠，實現了導演與母親重逢的渴求。
創傷跨代傳遞：育兒室裡的幽靈
祖母的死，拋下了年幼的父親。
父親離婚後遠去，拋下兩名幼女。
曾被拋棄的男孩，竟成拋棄別人的男人。
美國兒童精神分析師弗雷伯格(Selma Fraiberg)於1975年發表的經典論文《育兒室裡的幽靈》（Ghosts in the Nursery）當中這段話，深刻地描寫父母過去的創傷經驗如何無意識地影響他們與孩子的互動：
「在每一個育兒室裡，都存在著『幽靈』。這些幽靈是訪客，來自父母早已遺忘的過去，成為洗禮儀式上不請自來的賓客……即使是在那些充滿愛、關係穩定而堅強的家庭中，來自父母過去的入侵者，也可能在某個毫無防備的瞬間，闖入這個魔法般的圓圈，使得父母與孩子不自覺地重演某個來自過去、屬於另一群角色的場景或片段……
然而，另一類型的家庭則似乎被他們的幽靈所附身。這些來自過去的闖入者已在育兒室裡定居，宣稱擁有傳統與所有權。他們已連續兩代甚至更多代出現在洗禮儀式上。雖然從未有人發出邀請，這些幽靈卻反客為主，拿著一份破舊不堪的劇本，不斷排練著這場家庭悲劇。」[1]
這段文字相當優美生動，它說明了大人的創傷經驗雖遭壓抑，「幽靈」卻會悄悄透過親子互動，無意識地影響下一代，只是不同家庭程度有別，此即「創傷跨代傳遞」(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TTT)。
我再試著用不同的比喻來趨近這種心靈狀態……
人們似乎知道有什麼在那裡，某種狀態無聲的存在著，但是無法思考它。
無聲的幽靈，掩埋在自我的地穴(crypt)之中。這是一種「空缺的在場」，空缺是因為這團無形、無名的東西未經表徵。
巴黎精神分析師費姆伯格(Haydée Faimberg)描述了一種她稱為「世代套疊效應」(telescoping of generations)的分析現象[2]。第一代遭逢苦難與死亡威脅，第二代否認創傷，在第三代以一種「空缺」的形式顯現，使自我處於疏離且時間彷彿凍結的狀態，三個世代心靈像長筒伸縮望遠鏡一般套疊在一起。
尤有甚者，在親子之間發生了一種自戀性的交換：父母將孩子的正向認同據為己有，同時在所造成的空缺中，把自身不想要的負向認同部分排放入孩子的自我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孩子幾乎沒有空間去發展屬於自己的身份認同。
這個精神分析論點似乎也闡釋了父親古斯塔夫的自戀特質對女兒的影響。
這個孩子，乃至其成年後的自我，會因為無意識地認同父母內在客體（包括那些被封存於其心理地穴中的幽靈性存在），而持續處於疏離狀態。
用以上角度來看大女兒諾拉，是不是很貼切呢？
那些傷DNA都幫你記住了：跨代創傷的生物學印記
我們過去總以為，基因是刻在石頭上的命運，一旦遺傳便無法更改。但現代科學告訴我們，DNA 其實更像是一面反映環境的鏡子。當一個人遭遇極大的心理創傷時，變化的不只是情緒，還有微觀世界裡的DNA修飾。
DNA 的變化並不侷限於物理性的基因突變，還可能出現「DNA構象的暫時性修飾」。想像一下，DNA鏈會像繩索一樣順時針或逆時針扭轉，這種形狀的改變會直接影響蛋白質的表現水平，進而改變神經元模式與人類的行為。換句話說，創傷會以一種「生物學印記」的形式，深深刻進我們的細胞裡。
這種「記憶」最令人震驚的地方在於，它會跨越世代傳遞。長期以來精神分析觀察到的「創傷跨代傳遞」，如今在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中找到了證據[3]。
一項針對大屠殺倖存者及其後代的研究發現，倖存者與他們的子女在下視丘-腦垂腺-腎上腺軸(HPA axis)的蛋白質上，竟然擁有相同的DNA甲基化變化。這種特定的修飾在沒有創傷史的對照組中並不存在。這證實了父母所承受的極端痛苦，即使未曾對孩子言說，也會透過 DNA 的修飾，將那份對世界的恐懼與壓力敏感度「遺傳」下去。
內容著實太沉重了，朋友們不妨聽聽本片選用的好聽歌曲：
然而此現象並非絕望的死局，科學家在老鼠實驗中看見了溫暖的轉機。研究發現，母鼠對幼鼠的「舔拭、梳理與弓背哺乳」(licking/grooming and arched-back nursing, LG-ABN)行為，會改變幼鼠大腦海馬體中糖皮質激素受體(glucocorticoid receptor, GR)的基因表現。那些被母親溫柔對待的幼鼠，長大後更能耐受壓力。更重要的是，研究透過「交叉撫養」證明，即使生母是冷漠的，只要幼鼠被慈愛的養母照顧，牠們原本受創的行為表現就會發生逆轉。這說明了這種跨代傳遞並非不可撼動的遺傳疾病，而是對環境反應的「可逆性修飾」。
既然環境能造成創傷，環境也能療癒。
或許我們可以用極具革命性的觀點來思考這件事：心理治療其實可以被視為一種「表觀遺傳藥物」！精神分析治療透過與患者建立一段長期而積極的情感連結，實際上是在創造一種新而有利的環境調節。
這意味著當一名分析治療師努力處理那些盤根錯節的潛意識與創傷時，他所做的努力，正深入細胞內部，修改著生命的建築藍圖。這不僅僅是在治療該個案，更預先阻止了心理創傷在DNA層面傳遞給其子女。
情感的價值：溫柔是新型態的叛逆
讓我們回到電影。
最終大女兒願意接演父親的電影，算是朝向和解的方向。
對古斯塔夫來說，童年的他無法挽救母親的性命，完全無能為力；但是現在，他想在餘生為自己和女兒們的關係盡一份力。
對諾拉而言，我懷疑她「舞台恐懼症」的根源就和父親有關。父親是否看見自己，是否肯定自己？我的表現是否符合他的高標準？這些問題混雜著焦慮及憤怒，正是潛伏於她心理地穴的幽靈。如果她可以直接面對父親，她面對觀眾的恐慌或許有機會消解。由於她自己曾有過自殺企圖，當她演出電影中自盡的女主角時，是否可能將自身的絕望感部分「外化」，讓心底的抑鬱重擔稍稍減輕一點呢？
其實片中我最欣賞的角色，莫過於小女兒安涅絲，雖然她總是安靜沉默。
安涅絲彷彿是京都町屋般的存在，在背景映照著春櫻秋楓的美姿，不搶戲地沉穩在場，但絕對必要。
在姐姐和父親關係緊張之際，唯有安涅絲試圖凝視他們長久以來的創傷。身為一名歷史學家，她獨自去尋找跟祖母相關的國家檔案，見證、感受、靜靜落下眼淚。
她去照顧失去生存意志的姐姐，溫柔且耐心地將家人重新兜在一塊。
兩姐妹在床上對話，姐姐問妹妹：「為什麼你可以過得比較正常、比較好？」
妹妹答：「因為我有姐姐」。這是一段真摯的感激告白。
我逐漸意識到，所謂「情感的價值」，說到底是否就是一種對遺憾的轉化與接納方式？
就用提爾導演去年在坎城影展採訪的發言來做為本篇的結尾：
「這個世界很艱難，也許我們需要變得脆弱，並描繪那些帶有脆弱特質的角色。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溫柔才是新型態的叛逆(tenderness is the new punk)。這正是我現在所需要的。我需要相信，我們能夠看見彼此，並且存在某種和解的可能。」
[1] Fraiberg, S.H., Adelson, E. & Shapiro, V. ( 1975). Ghosts in the nursery: A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impaired infant-mother relationships. J. Amer. Acad. Child Psychiat., 14, 387-422.
[2] Faimberg, H. ( 1988). The telescoping of generations—genealogy of certain identifications.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24, 99-117.
[3] Colangeli, R. (2020) Bound Together: How Psychoanalysis Diminishes Inter-Generational DNA Trauma.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0:196-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