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數學而言 生死沒有沒有機率；生是1 ，死是0，則我們的治療是一種期望值。 這個期望值，是人對於生命的希望，是一個百分比。我們預估病情，因為希望大家面對突然的0，不會到手足無措 而是有所預備。
至少，遇到他(A)後，我是這麼想的。
遇到A的那天，是寧靜的深夜；我從值班床上匆匆的奔至病房，預期中只是要放置尿管而已。而他，靜靜的躺在病床上，泛黃的臉和眼白，彷彿優碘擦拭的深度、鼓起的腹部、浮腫的四肢，卻有種難以言喻的安詳。典型的黃疸表徵，代表者病患已走入疾病進程的後期，而旁邊家屬努力掩飾著坐立不安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想給病人負面情緒，還是再次害怕有突發狀況打破這寧靜的深夜。
放置的過程沒有異常，畢竟八個小時沒有排出，護理師的擔心是合理的，而我天真的以為，我與他的緣分就走到這邊，便將這件事情拋向腦後。
幾天後，在血液腫瘤科的查房時間，我意外的瞥見了A的名字；然而根據他的檢查結果，他因為晚期的乙狀結腸癌，正走向嚴重的肝衰竭，最近病況急轉直下，而家屬還不願意對病人坦白他的病情。他因為肝功能的關係，食慾極差，白蛋白嚴重不足，近期連翻身的力氣都沒有了。主治醫師的手指以規律的節奏輕輕敲擊著桌面，突然看向學長：「尿管怎放回去了?上週不是正想嘗試移除嗎? 」
「他八個小時沒有尿，護理師call我放回去的。」我小聲回應。
「歐，是嘛? 唉，畢竟也剩最後一段路了。輕鬆一點總是好的，如果……」
看著眼前醫師有些憐憫又無奈的眼神，我愣了一下，但直到進了病房我才知道這段話背後的意義。
我隨著龐大的查房大隊進入病房，而遠處A的女兒早早的就在護理站外候著。他先是舔了舔嘴唇，接著看了看自己的腳，接著像下定決心似的像我們說道：「我們決定安寧，但我不想讓我爸知道他的病。」
對我而言，這句話充滿了矛盾，既尷尬又彆扭。若是要尊重病人的安寧，又要如何在病人不知道自己末期的狀況下，下定這個保守治療的決定呢? 但不知道為甚麼，這位女兒眼神中的乞求讓我心中自以為的正義瞬間軟弱。他的聲音充滿了心碎，身形搖搖欲墜；畢竟下定這種決定，任誰的痛都是極端痛苦的。
醫師先是細心地詢問了一下女兒了一下A的狀況，也詳細的解釋了目前的治療計畫。畢竟是末期病人，要走安寧緩和一定是可行的，不過還是有些治療需要完成。達成共識後，我們一同進入了A的病房。
進入病房前，我預期將會看到一個因長期臥床而痛苦地活著的老人，而也許是我的預設立場，讓我再次看到他的時候，多了一分驚訝。他和我記憶中的一樣，眼神很平靜，嘴角甚至微微上揚，除了明顯的浮腫和黃疸以外，可說是看不見重病而痛苦的痕跡。
A努力的扶著床欄顫抖著嘗試坐起，無奈卻也無力的倒在45度傾斜的床上，輕笑著看著女兒: 「不必害怕，我自己心裡有數。醫師，告訴我吧，我還剩多久時間? 」不知道為甚麼，比起這句話的開朗，我聽到的是一個老父親的逞強；有點僵硬，卻努力著維持著這扮演著一輩子的角色，成為兒女的受護者。
醫師停頓了一下，想必也聽出了一點端倪，不過他的表情絲毫沒有變化。接著慢慢地問病人道: 你，難道不害怕嗎?
A依然僵硬笑著:我害怕阿，我怕我來不及跟愛我的人、跟這個世界說再見。
不知道為甚麼，我彷彿可以看到A心繫身旁眼淚在眼眶打轉的女兒。她偷偷背過頭，默默的，不發一語的聽著。
我看著這對看似堅強的父女，生命遭逢巨變，卻稱職地為彼此扮演著適當的角色。但A看著女兒的背影，緩緩的說道: 「其實我知道很久了，儘管大家都不跟我說。我其實也很羨慕別人，為甚麼當我只想好好的吃飯、睡覺、好好地生活的時候，這些事情卻變成一種奢侈。但我想過了，即便是身體健康的人，不也沒辦法肯定明天會不會車禍，會不會活著嗎? 我想要把我剩下的時間用來好好地跟這個世界說再見…….」
他侃侃的說著，一字一句好像鐵鎚一樣，深深的敲擊著我的心。是阿，醫療不能保證生死，我們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生命的終點是甚麼時候，是甚麼樣的；正因為如此，醫療團隊在每一個狀況都會付出最大的努力，為的，不是延遲死亡，而是讓病人在不該死亡的時候有辦法繼續活著。我們與病人都要盡自己的力量，在他們在生的時候活出圓滿的1，在走向死亡的0時沒有後悔。
離開病房時，我回想起了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所提及的那句話，「死不是以生的對極形式、而是以生的一部分存在著。」在這個瞬間，A的那段話更顯得真實而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