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早年的時候，李震曾經寫過一本厚厚的（第二版，595頁）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精神世界》。這本書在李震長期豐富的著作中，有一個相當特殊的地位：因為，此後李震大多潛心於深邃的哲學討論，除了偶爾寫幾首現代詩之外，便不那麼著重在文學了。[1]

理智與情感

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裡，我們很少讀到一個步步為營、以理性作為生命指導原則的人。在他小說中的人物，不論是好人壞人，大多都敢愛敢恨，蘊含著強烈充沛的情感。

相對的，在李震所服膺的多瑪斯傳統中，「理智」往往都佔據著主導的地位。根據多瑪斯傳統，人藉由感官只能夠認識到個別的、多樣的存在的事物，但卻不能認識到「凡存在之所以能夠存在」，的共通的道理；後者則是理性才能夠觸及到的範圍。[2]並且，「存在之所以存在」的道理，又與人的生命意義有著不可能擺脫的聯繫，所以「理性」在人類生命中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地位。溫保祿有一段話，很清楚而且動人的表達出這個想法：

的確，上述表達形上學問題〔「如何能有存在物」〕的說法是徹底思考的結果。但是，提出此問題最深的動機並非思想家冷靜尋求抽象真理的願望。哲學釐清這個問題，因為在自己和別人的生活中，尤其在最珍惜的你我關係中，人人多少都體驗到這屬於存有物的偶然性：孩子誕生、年邁的父母去世、他人遇難而自己獲救……這些都能使人問：為甚麼有我？為甚麼我是我？所謂的形上學問題不僅質問所有存在物，也質問我自己，且在質問自我時此問題顯得最迫切、最尖銳。總之：人對自己及其位格性存在的體驗，是第二節〔訝異自己存在奧秘的人〕關鍵概念的「發源地」。而對自我存在經驗的痛苦與喜樂，可推動人擺脫此思維的困難，追問一切存在物和自己根由的問題。

[3]

愛以及「現實的理性主義」

雖然李震是多瑪斯傳統最忠實與最傑出的哲學家之一，但在他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詮釋中，他完全遵循著杜斯妥也夫斯基對「情感與理智」的看法。如李震說：

生活是一個整體，而理性的認知活動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們過份信賴或寬縱理性，它就會把生命弄得支離破碎。破壞生命的整體性，使我們看不到生命的各種幅度。杜斯妥也夫斯基不遺餘力地攻擊抽象的理性主義，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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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一生重視生命，實在的生命，而不是空洞的生命。生命的基礎是現實，不可能是空無。現實是無限豐富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生命的複雜性，人的複雜性，因此我們在探討人生的時候，不應該只重視理性的成份，還必須重視意志的成份；在意識及認知的世界之外，還有下意識的世界，在可知的世界之外，還有不可知的世界。從整體性地去看人生，人生離不開奧秘，而奧秘不但不妨礙生命的可理解特性，反而使生命愈顯得豐富、動人和具有吸引力。生命有如大海，只看表面，絕對無法了解它，必須深入地置身其中，不怕冒險犯難，向不可知的境地邁進，才能獲取更大更豐富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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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震的這些解讀中，「複雜」是一個很關鍵的字眼，來理解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那些極端、容易感動和被激動，乍看之下相當「不理性」的人。李震反對「抽象的理性主義」；他相信杜斯妥也夫斯基和自己的理念，也就是「現實的理性主義」才是正確的，是人類生活應當有的態度。這是什麼意思呢？

李震說：「生活是一個整體」。生活面對著現實的種種事物；同一件事物，也許會在感性上引發我的欲望，或是讓我的理智能夠理解它，再或是我的意志決定去追求它、愛它。理性的正當運用，將會是扣緊著「現實」來思考的；但必須注意的是：這裡說的「現實」不只是眼睛所能觀看到的一切，也包括了人的感受、責任、關係[6]，以及在感官所接觸到的事物之上，這些事物背後的道理。但是，一種「抽象的理性主義」則會誇大理性的作用，讓理性去否定愛與情感的領域；但是，愛與情感是針對「現實」而發的，理性也是針對「現實」來思考的，所以，理性如果否定了愛與情感的正當使用，那麼它也是否定了現實的一個真實的意義與面向，而走向理性的自我否定。

這不就是現代人所遭遇到的問題嗎？李震問。在這個繁忙而機械化的年代，我們不斷的探求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關係、運轉、與效果，想要把「好處」積累到最大化。可是，人們總是在問「如何」的問題：我們如何得到更多，我們如何產生出更好的效果，我們如何獲得更大的滿足。卻往往忽視了「為什麼」的問題。為什麼我要活下去？為什麼我要去愛這一切？為什麼我們在限定的時空中，非常偶然的遇見了無數人類中的一個人，卻認為這種情感可以是一個永恆的誓約？這一切「為什麼」的問題，都是理性無法回答我們的，而必須由人的意志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