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州州立大學安德魯·李奇團隊曾經進行一個浩大的研究，他們檢視了《亞特蘭大憲法報》中記載由1882年至1926年期間，喬治亞州內發生的集體暴力事件。這段時間內，工作人員找到411件值得研究的事件，當中涉及515名受害者。工作人員發現，那些暴力事件涉及越多的壞份子，他們做出的暴力程度則會越高。
這個研究結果很有意思，當人們在群體當中，如果在場人(包括自己)都進行一些不合乎道德的問題時，我們很容易會將自己責任分攤在周遭人的身上。我們會認為自己參與其中，但需要承擔責任卻會較少，因而做出更加荒誕行為。相反，如果只有我們一人，當我們進行不正當行為時，我們心態上會知道自己需要獨力承擔後果，心理壓力會較大，對自己行為管束也會較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掀起反猶太人熱，數以百萬計猶太人慘遭迫害，他們不單止財產被充公，甚至被送進集中營，九死一生。戰後，不少德國人都認為自己在戰時是為勢所迫，自己也是受害者，所以針對他們迫害猶太人的指控並不成立。這些德國人顯然受到責任分散效應影響。法國國家鐵路公司在二戰時，曾經協助德國將猶太人送到集中營，他們運送超過七萬名猶太人，當中只有三千人能夠幸存下來。其後，受害者將法國國家鐵路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賠償，鐵路公司代表表示當時他們也是受制於人，如果這說法屬實，當時公司主事人顯然也是犯上了責任分散效應。在和平日子中，相信沒有人會願意將活人送到死亡之地，但在戰火期間，由於看到其他人的作惡，鐵路公司主事人也許認為配合納粹主義能夠為自己帶來一線生機，同時他看到納粹主義這做出各樣瘋狂行為也沒有惡報，反而氣勢凌人，所以他們也願意參與其中，做出這些荒誕莫名的行為。
外國心理學家經利用功能性磁振造影機觀察參加者在思考過程中，大腦的內側前額葉皮質的反應。根據生物學家多年研究，發現當人們想起自己的時候，內側前額葉皮質反應會較為活躍。實驗中，工作人員要求參加者思考一些關於一些是非黑白的問題，例如讓參加者想想自己有沒有試過偷別人放在雪櫃內的東西等等。結果發現，如果參加者獨自接受這些提問，他們內側前額葉皮質反應會較活躍，這代表他們在思考過程中比較着重自己。相反，如果參加者和其他人一起進行實驗，他們的內側前額葉皮質相對比較平靜，這說明他們認為這些問題內容和自己沒有太大關係。
社群內人數越多，大家便會互相將責任攤分，做壞事產生的後果將會以倍數計算，上面提到的案例都是責任分散效應的負面效果，但如果我們懂得將這心理使用在正面方面，得出正面的效果也能以倍數計算。舉個例子，有時候我們想出一些計劃能夠幫助公司踏上一個台階，如果孤身一人，我們未必夠膽向上司提出建議，因為害怕上司不接受的話，自己可能官位不保。相反，如果經過小組討論後得出新想法，彼此互相支持，大家就會更加願意跟上司分享看法，因為我們知道，上司即使有可能不同意我們，但他看見小組成員眾志成城，也不至於過分苛責，因而提出建議的風險成本將會降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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