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讀的大學，是新竹兩大理工頂梁柱之一。從校園的空間布置到制度設計，處處可見其身為竹科上游供應鏈節點的功能性定位：這所學校不再是培養人的地方，而是製造「人力」的機器；不再以知識為目的，而是以人才為資本的原料。
校園中多棟教學與研究大樓皆以捐資企業之名冠名，命名方式與台灣地圖上的「泰山區」「長白街」並無二致——只是由國族意識形態的神山，變成了資本神殿的企業。地名與樓名皆成為權力的記號，將整個知識空間標記為生產體制的附屬地景。
在這樣一個由半導體與工程語言主導的知識場域中，作為社會學的學徒，我自然與眾多未來即將進入竹科的工程系朋友有所接觸。對他們而言，所謂的「進竹科」，往往意味著一份高薪的代價是「賣肝」：工時極長、壓力龐大，數年後即可能因健康惡化而退出這場「青春兌換晶圓」的遊戲。作為朋友，我並非全然置身事外。我嘗試以我學科所習得的工具，與他們一同思考這種高薪、高耗的勞動狀態，究竟是某種選擇的結果，還是結構性剝削的變體。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描述一種特定的社會階段：資本主義經濟高速擴張，產業外表欣欣向榮，工人階級的物質條件看似優於過去，卻因此進入了一種以身體耗損為代價的剝削新型態。資本家為了擴大生產，對勞動力的需求劇增，因而提高工資；但這種工資的提升不是出於對勞動的尊重，而是為了強化對勞動的支配與榨取。工人於是接受更高的報酬，卻也接受了更高強度的勞動安排，身體耗竭、壽命縮短，這並非副作用，而是整套生產制度的邏輯之一。
馬克思指出，在這個階段的工人身上產生一種特有的矛盾：「工資提高，卻以犧牲精神與肉體為代價；滿足慾望，卻以自我異化為手段。」這種結構下的「高薪」並不是對人類價值的肯定，而是資本對勞動榨取的另一種形式：讓工人學會自己剝削自己，以實現資本的增殖。
當然，今日若將新竹科學園區的工程師與十九世紀工廠的工人相提並論，勢必會招致譏笑。畢竟，工程師在社會形象上總被視為中產的代表，薪資與生活條件亦遠高於大多數職位。然而若拋下外表的光鮮與年薪的數字，深入剖析其生產關係，我們便會發現其剝削邏輯與十九世紀並無本質差異。
當代工程師之所以能享有高薪，並非出於資本家對其技術能力的敬重，而是出於勞動市場尚未實現充分分工的結構性侷限。在全球晶片需求高速增長的歷史時刻，懂得配合高度專業分工的技術勞動力尚屬稀缺資源。也就是說，工程師的高薪，是因為他們的專業尚未被取代，而不是因為他們真正掌握了生產資料或生產決策權。
當這項技術分工趨於成熟、可替代性提高，工程師的勞動條件亦將回歸其本質——勞動力商品的市場價格將重新受到資本邏輯制約。在這樣的體制中，工資不過是資本家的投資成本，是為了讓工人能夠繼續提供剩餘價值而必須投入的維持性支出。
不可見的剝削如何光亮得讓人睜不開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