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完數份花蓮市民代表會的會議紀錄後，我有種想要深呼吸再吐氣的感覺。不是因為感動，而是因為壓抑太久的不耐與錯愕。這些質詢內容，有些荒謬得令人發笑，有些則讓人覺得，我們的民主制度是否早已被放棄了最基本的問責與知識門檻。
聲明：我對從政沒有興趣，純粹只是覺得需要監督而已。荒謬質詢精選：市代會到底在幹嘛？
❶ 「我發明了COVID治療法」
2022年10月24日，一位市民代表在會議中自述：「我有去治療幾個確診的人，我是調配幾種天然的草本植物，然後煮一煮，喝一喝，三天就退燒了，咳嗽也好了。這是我自己研究出來的，我想未來市公所是不是可以支持我推廣這種方法。」
整段發言沒有科學依據，也未諮詢任何防疫或醫療單位，卻在正式會議中堂而皇之提出，並記錄在案。更令人不解的是，整個過程無人打斷、無人質疑，質詢就這樣結束了。若非親眼看到會議紀錄，很難相信這不是網路段子。
另外是，無照行醫，難道沒有違反醫師法嗎？市民代表公然在市代會中陳述自己的違法行為，難道不用追究責任嗎？
擷取自花蓮市民代表會會議記錄
❷ 「監視器畫面可不可以一個螢幕看全部？」（2022年8月9日）
有代表提問：「監視器可以調整成一個螢幕看全部嗎？我們看到的畫面都是一格一格的。」此話一出，官員解釋螢幕分割的基本原理與現有系統限制。這樣的問題，其實只需找資訊室工程師了解即可，卻被當成會議焦點質詢，顯示民代對科技與行政基本運作的嚴重知識斷層。
❸ 「公園的樹葉掉太多，小朋友跌倒了」（2022年10月25日）
某場質詢中，一位代表大聲疾呼：「我看到小孩在公園跌倒，就是因為樹葉太多，誰來負責？」這種責任歸屬模糊、無法對話、無具體改善提案的發言，在市代會中屢見不鮮，將制度性問題簡化為道德控訴，無益於治理，也無助於改善。
問政？還是抱怨？──從質詢內容看民代失能
從這些紀錄中可以觀察到幾個制度性問題：
❶ 缺乏系統化的政策討論
大多質詢內容圍繞個案陳情或民怨轉述，像「活動太少人家會說我們沒做事」（2022年8月9日）、「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進步」（2022年10月25日）等等，這些話語更像社區座談會的發言，而不是針對政策的系統性討論。
❷ 沒有對問題本質提出追問
有代表提問「地震帶在哪裡」（2022年8月9日），其實只需查詢國家資料即可，卻在議會上要求地方官員解答。這種問題無助政策推進，也顯示提問者對公部門權責與資訊取得方式的理解薄弱。
❸ 缺乏知識與後設思考能力
很多問題只停留在表象，沒有任何追問，也缺乏基本知識支持。例如前述監視器問題，其實牽涉到頻寬、儲存空間、預算調度等系統性限制，但代表似乎從未考慮過這些技術現實。
❹ 少數有備而來的代表被冗長應付
有些代表的質詢明顯有準備、針對政策進行提問，卻常被官員以冗長報告、繞圈話術帶過（例如2022年10月24日場次中關於基層醫療建議的質詢），無制度保障其追問與答覆權益。
❺ 沒有追蹤與責任鏈
某些問題明明是多年未解，但缺乏具體追蹤與檢討，也沒有設立問政紀錄與績效檢視制度。結果是一年問一次，年年重複，問題從未解決。
為什麼大部分的民代這麼糟糕？
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困局，與選舉制度、媒體生態、選民期望、政黨提名機制都有關。很多民代不是靠專業與政見當選，而是靠「跑攤、喪事、紅白帖、打卡撿垃圾」。真正提出政策討論者反而不易吸引注意，甚至被貼上「太菁英」的標籤。
我們必須思考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