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how, Scott Rudin Returned......我們真的能「取消」一個娛樂大亨嗎？】#葉郎每日讀報
橫跨電影、電視和劇場多個行業的 Scott Rudin 也是少數同時獲得EGOT 四大獎項（艾美獎、葛萊美獎、奧斯卡獎和東尼獎）的娛樂界巨擘。他的電影作品包括奧斯卡最佳影片《險路勿近》（No Country for Old Men）、《社群網戰》（The Social Network）、《淑女鳥》（Lady Bird）、《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搖滾教室》（School of Rock） 等多部知名電影，累計獲得高達150項奧斯卡提名。
然而他長期以來就以暴躁脾氣而廣為同業所知，甚至被私下稱為「好萊塢最令人恐懼的人」。他的職場霸凌事跡終於在2021年 Hollywood Reporter 的報導裡浮上水面。該調查報告指證歷歷地描繪了他對同僚和下屬實施的暴力和精神虐待。其中包含對員工丟擲玻璃碗、釘書機、馬鈴薯和最戲劇性的物件是丟擲一整台電腦螢幕，並導致多名員工因身體受傷或精神傷害而送醫。
2021年指控曝光後，Scott Rudin 先後宣佈「暫離」百老匯、電影和串流產業，並表示他對於過去不當行為造成他人的痛苦深感抱歉。然而今年稍早 Scott Rudin 已經向紐約時報放出風聲表示自己經過了「相當程度的治療」，並計畫回歸製作更多優秀作品。
這位被「取消」的娛樂大亨自己按下「解除取消」按鈕、重返百老匯職場的消息，顯示的是百老匯的「包容」（或是包庇）特質。
事發當年超過100名百老匯演員和工作人員舉行了 March on Broadway 上街遊行要求將 Scott Rudin 列入永不合作的黑名單，還有 SAG-AFTRA 美國演員工會等多個工會的強力譴責（尤其針對他和受害員工的嚴密保密協議）的聲音言猶在耳。如今諸多大導演和演員秒速回到 Scott Rudin 辦公室和他繼續合作，讓四年前這場轟轟烈烈的抵制和取消，變成了一齣匆匆下檔的短命劇目。
由於娛樂產業權力結構的複雜性，我們終究無法真正「取消」一個娛樂大亨。只要他的製作仍然是藝術上和商業上的成功保證，仍然會有大量投資人（比如另一位媒體大亨 Barry Diller）和創作者排隊等著和 Scott Rudin 繼續合作。Hollywood Reporter 的報導甚至指出 Scott Rudin 的辦公室在「取消」期間實際上照常運作，繼續在幕後參與各個製作的籌備。如今可能是因為一系列製作終於要正式推出，他才不得不從後台走出來宣佈銷假上班。
必須說明的是， Scott Rudin 的個案和另一個仍在「取消」狀態中的娛樂大亨 Harvey Weinstein 比起來有很大的差異。開啟 #Metoo 運動的 Weinstein 醜聞，涉及的是多數行業（除了美國聯邦政府）都不會輕易容忍的性騷擾和性侵害犯罪。#MeToo運動後，好萊塢對性騷擾的容忍度更進一步緊縮，更別說是性別意識更加強烈的百老匯。
然而這些娛樂產業對於言語虐待和職場霸凌則仍有一定程度的容忍，甚至會把 Scott Rudin 5年內更換119名助理的事蹟美化成「難相處的天才」，認為他的難相處是為了偉大藝術的必要代價。這也是為什麼 Scott Rudin 的霸凌事實明明不像 Harvey Weinstein 的罪行那麼隱秘，早就是業界半公開的事實，卻長年未受到譴責。
取消不是一種私刑。取消是社會對於當事人的問責。如果娛樂大亨總是能輕易地按下「解除取消」鍵銷假上班，取消就會變成一張輕薄、無甚意義的假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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