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樹@映後就談
看完《阿依達的救援行動》（Quo vadis, Aida?，2020），心裡久久沒有平靜。這部片不是那種用宏大場面重現戰爭的史詩，而是把鏡頭緊緊貼近一名母親的臉，一個翻譯員的眼神。她四出奔跑，她卑微懇求，她想方設法把丈夫與兒子留在庇護名單裡。那份焦急與絕望，比任何炮火聲都更讓人如坐針氈。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發生在1995年，八千多名男子與少年被系統性處決。這段歷史對身在亞洲的我們來說或許遙遠，但電影卻讓它變得切身，好像隨時可能出現在自己身邊。想起加薩、想起新聞裡那些血泊中的平民，歷史並不只屬於某個國度，它是一面鏡子，逼迫我們去照見人性最深的裂縫。
艾達的奔跑，讓我想起生活裡那些看似不值一提的焦慮。孩子生病時，父母在醫院長廊裡不安地徘徊；工作受阻時，家人為了一紙公文奔走求情。那種「身不由己卻又不得不全力以赴」的掙扎，並不只發生在戰場。戰爭只是把這種無力放大到極致。
聯合國的維和部隊在片中顯得特別諷刺。他們的任務是保護平民，但當死亡逼近時，他們舉杯與加害者共飲。有人說這是「現實政治」的無奈，但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這其實是一種冷漠的共犯。人道的價值，本該是守住每一個人的生命尊嚴，可是當程序與中立被放在最前面，真正被犧牲的永遠是最脆弱的群體。
片尾的一幕極為平靜而震撼——多年後，艾達回到廢墟般的學校，看見孩子們在禮堂上表演，鏡頭轉向家長群，當年的劊子手與受害者家屬在同一斗室歡樂共聚，而這兒或許便是當年的屠殺現場。
歷史的血跡似乎被沖淡，但空氣裡依舊有無形的陰影。那一刻，我突然理解，電影的問題不只是「艾達，你要去哪？」而是「我們，要去哪？」
人道主義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而是母親緊緊攥住孩子的手，是陌生人之間分享的一瓶水，是在最黑暗的時刻，仍然有人願意守護彼此的微光。三十年過去，這部電影提醒我們，和平從來不是理所當然，而是一種必須持續守護的選擇。
或許，這就是電影想留下的重量。不是答案，而是一個永遠的問題：當死亡再次逼近，我們能不能選擇不沉默？我們能不能選擇站在彼此身邊？在艾達的奔跑裡，我看見的不只是母親的無助，更是人道最後的叩問。
【影評】《阿依達的救援行動》：戰爭、母親與未癒合的傷口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這部電影的上映，在現實世界亦掀起不少風波。
《阿依達的救援行動》自上映後，便在波士尼亞與塞族共和國之間引發巨大爭議。對波士尼亞克人而言，這是一部必要的記憶之書，它揭露了被壓抑的創傷；但對塞族人來說，導演茲巴尼奇筆下的將領穆拉迪奇與士兵形象，幾乎是「徹底的惡魔化」。這樣的呈現使得電影至今無法在塞族共和國境內上映，沒有戲院願意冒險放映一部完全撕裂民族敘事的作品。
這樣的反彈也顯露出轉型正義的困境。就像台灣對二二八事件的記憶長期分裂一樣，雪布尼查大屠殺在波赫境內也是高度爭議的歷史。塞族共和國議會甚至在2018年廢除了先前的官方調查報告，要求把「在屠殺中死亡的塞族人」一併納入，好像這樣就能稀釋歷史的暴行。
面對這樣的政治操作，電影成了某種火種：它究竟能促進國家對話，還是加深彼此的仇恨？
聯合國的角色，也在影片裡徹底崩塌。口口聲聲維護國際規範，卻在槍口下輕易讓步；看似代表普世價值的組織，在不同國家利益拉扯下，成了無力的仲裁者。這不僅是九〇年代的故事，也讓人看清今日國際社會的無奈。當一部電影赤裸地呈現這種失能，它同時撕裂了國內的和解可能。
【影評】《阿依達的救援行動》：戰爭、母親與未癒合的傷口
或許，導演並無意藉由電影為國家縫補破碎裂縫。
她拒絕偽裝，塑造一個「正面的塞族角色」來強裝和解，拒絕拍攝一部服務國家主旋律的電影。這種選擇，使得《阿依達的救援行動》無法成為一部促進寬恕的作品，反而更像是再次審視一道未癒合的傷口。
事件結束後，艾達回到已被鳩占鵲巢的「家」，憤然對新住戶說「這不是你的」，那份怨懟不只是過往的個人情緒，而是遊離在整個國家裡頭一股無法化解的敵意。
三十年後的今天，這樣的敵意仍在燃燒。導演茲巴尼奇或許期待電影能提醒人們記憶與反思，但它也揭露了另一個現實：當歷史沒有被共同承認，電影就不可能成為團結的工具。它可能帶來國際的掌聲，但在家園內部，卻更像是一記撕裂的刀口。
和平，不會因為一部電影而降臨。它需要誠實面對歷史的勇氣，需要跨越仇恨的意志。否則，《阿依達的救援行動》留下的問題，將不僅是一名母親的追問，而是對整個國家的質問：在敵意與分裂之間，波士尼亞究竟何去何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