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黑箱日記》後，我決心把評論改好。的確，這是一篇很難寫的評論。毋庸置疑地，《黑箱日記》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紀錄片，從制度至到個人，反映了日本父權社會面對性侵事件及當事人的態度及真實情況。
日本不同面貌女性的反應
比起男性，我更在意紀錄片中呈現其他女性對伊藤詩織的反應。觀眾看到支持伊藤詩織的女性聲音，當中不乏較年長的女性、傳媒人、律師、編輯等等。同時，有人批評伊藤詩織衣著不檢點，質疑她有否帶有挑逗意圖。其中一位讀者去信伊藤詩織，指出與她同性別表示「感到羞恥」；在法院外，有位女士高呼伊藤詩織說謊，罵她「像個偶像似的」作秀，「從別人身上的不幸賺取好處」。正如學者 Maria Evteeva 在 The Journal of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s 刊登的《The Patriarchy Inside Our Heads》論文中指出，社會長期以來的父權結構，使女性從小就接觸到男性利益主導的訊息，在資源上被逼互相競爭，結果導致她們不自覺地內化這些觀念，互相批評。
我不認為女性就必然要互相「盲撐」，但事實上，作為女性，我熟悉那些社會從小灌輸的概念，包括要壓抑自己的需求、或是要保持沉默、表現「討喜」去獲得認可甚至安全感等。片中不同面貌女性的反應，反映日本社會在面對性侵議題時，仍有抱持較保守的態度，以父權社會視角主導思考方向。
承受『被強姦的女子』的重量與痛
伊藤詩織作為性侵倖存者，選擇露面以及用真實姓名而站出來指證侵犯者，勇於面對社會各界的輿論與謾罵，行為使人敬佩。她拒絕把自己承受的創傷視為「羞恥」，把話語權牢牢掌握手中，除了把自身經歷寫成書，亦把寫書期間的調查過程以影像及錄音留檔，其後製作成紀錄片。她把經歷推上國際，令倡議工作衍生出更大效果。
在片中，觀眾看到她作為個體對抗體制在「雞蛋面對高牆下」承受的精神壓力。有一天，伊藤詩織懷疑自己遭監控，網上購買的掃描器抵達公寓後，隨即拆除包裝，尋找隱藏的錄音器。最後，伊藤無法絕對撇除錄音器的存在，她頓了頓，平靜地跟友人說：「 如果要談重要事情，在浴室裡談就行不是嗎？」選舉前夕，出版社編輯提醒她保持低調，或許短暫離境以免遭遇危險；她甚至寫好遺囑。伊藤詩織不得不時常保持警惕、懷疑，為最壞情況作出打算。以上種種，讓觀眾看見的不只是伊藤詩織作為記者，而是她作為真實的人，如何面對恐懼與創傷。
出版《Black Box Diaries》一書後後，伊藤詩織在街上遇到支持她的女士們。其後，她眼泛淚光，感觸地說：
「這令我想到，原來自從我成為大眾眼中『被強姦的女子』已經六個月了。」（”This made me think that its been six months since I have been the girl who has been raped to the public.”)
她吐出真言底下，揭示她站出來後所承受的重量，以及仍然存在的創傷。看到這一幕，我為她感到隱隱作痛。
「沒有這些錄音，沒有人會相信我。」
作為紀錄片導演，伊藤詩織某些拍攝手法亦引起日本坊間的疑問及討論，爭議在於紀錄片的本質是否等同調查報道，以及伊藤作為主角、記者、導演的三重身份的張力。的確，某些影片鏡頭是偷拍角度拍攝；紀錄片沒有向公眾交代導演有否先從受訪者取得授權，再發佈片段，伊藤其後在公眾輿論下屢次作出公開澄清。對於紀錄片是否等同新聞調查報道，我更傾向認同某類別的紀錄片帶有主觀性，承載的是導演的視角與立場，前提是「讓未被聽見的聲音被看見」，要具社會價值。《黑箱日記》紀錄片命題有「日記」一詞，意味作品伊藤詩織回歸個人，由她的觀點出發。
在影片中，伊藤詩織直言：
「沒有這些錄音，沒有人會相信我。」（“Without these recordings, no one will believe what I say.”）
事實上，她與警方的對話，讓觀眾得以窺見權力結構如何運作，政治與既得利益如何形塑體制。但同時，她承擔了公開這些片段的後果及自責。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錄像及錄音，觀眾會相信伊藤詩織一方的言詞嗎？「黑箱」能夠被呈現嗎？
翻查時間線，伊藤詩織的著作Black Box Diaries一書出版後，日本性侵法律於2017年6月進行110年來首次改革，包括擴大定義、提高刑期、允許無需受害者提告。兩年後，伊藤詩織民事勝訴；2021年，伊藤的書被翻譯成為英文版。2023年，日本國會進行第二次重大修法，把合法性交年齡從13歲提高至16歲，與國際標準接軌、擴大「不同意性交罪」的定義、把性犯罪追訴期延長等。2024年，紀錄片首映。
正如她2019年受訪時所言：「Believe in your truth。」看完《黑箱日記》，我確實感受到伊藤詩織從未被動搖的信念。
文／思尋@映後就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