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28日，韋伯在德國慕尼黑大學（Munich University）發表演講，後來整理成文，成為《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k als Beruf）——他生平最有名的一篇著作之一，也是每個政治系學生剛入學必讀的文章。
當時一戰剛結束，德意志帝國崩潰，魏瑪共和成立。德國國內爆發一堆革命（斯巴達克同盟、工人運動），街頭武裝衝突頻繁，國家陷入混亂。「我該投入政治嗎？」是當時知識青年面臨的疑問。政治最基礎的定義，是追求權力（Macht）的分享、追求對權力的分配有所影響—不論是在國家之間、或是在同一個國家內的各團體之間。當我們說一個問題是「政治」性的問題，意思是說，對那個問題的解決、對那個決定的達成，對權力的分配、維持或轉移，是最具決定性的考慮。
「你可以提出的你想法，但最終決定權一定要在我手上。」21世紀時尚界最具政治影響力的人物Anna Wintour在採訪中的這段話，我認為是政治在現實商業世界上的具體形象。
驅動國家最基礎的原則就是這種暴力。這種只有我可以使用，你不能使用的暴力。
志業政治家這群人真的還存在嗎？
至於對於個體而言，政治作爲志業對於個人的心理意義，韋伯在這個時刻，做了一個也許不高深，但十分精準地評論：
政治作爲政治作爲一種志業，最主要的，是可以讓人獲得權力感(Macht-gefühl)。 即使身居正式說來不是很高的位置，那種對人有影響力的感覺、插手在控制人的權力中的感覺、尤其是親手覺觸到歷史性重大事件之脈動的感覺，在在都使得志業政治家覺得自己擺脫了日常庸碌刻板的生活。
韋伯認為志業政治家人格上的條件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
- 熱情 (Leidenschaft)
- 責任感 (Verantwortungsgefühl)
- 判斷力 (Augenmaß)
對於「熱情」這個難以被定義的詞，韋伯補充：「所謂熱情，我指的是切事 (realistic, matter-of-fact) 的熱情，一種對一件「踏實的理想」(Sache) 的熱情獻身、對掌管這理想的善神或魔神的熱情歸依。」
與之相反的，是「沒有結果的亢奮」(sterile Aufgeregtheit) 的那種心態，政治家的熱情應該高於這種心態。將政治作為志業的人所需要的熱情，是一種可以實踐的理想，可以用一句有力、有理的話道明白，宣告自己成為一個不平凡的人的正當性。這種理想有別於人權、博愛、人本這種空泛的口號，這個理想裡，有活人、有溫度，有努力「莫忘世間苦人多」。
這樣的人，看遍2025年全世界的政壇，很難找到任何一個勉強稱得上符合的人。
群眾政治家：彼時的新聞工作者、此時的網紅
韋伯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k als Beruf）裡提到「群眾政治家」（Demagoge）這個特別的角色，他最早出現在古希臘的民主政治中。雖然Demagoge「煽動者」這個字眼帶有負面意味，但這個詞剛出現時，是拿來形容受人尊敬的人。
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政治是公開用言詞或文字進行的一種活動。
韋伯在1919年對於政治的評論，在2025年的今天不但適用，而且還強化了。今日的現實政治，不但與合適地拿捏字句的藝術緊密相關，更取決於視聽感官刺激的技巧。受制於社群媒體平台的特性，當代「群眾政治家」要透過網路被儘可能多的人看到，必然落入迎合平台性質產出內容的境地。而在萬惡的演算法、流媒體還沒被發明的年代，這個群眾政治家的角色，由新聞工作者擔任主角。
群眾政治家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乃是政治評論者（Publizist），尤其是新聞工作者（Journalist）。
當今新聞工作者、媒體人都逐漸在財團所創造出的惡劣傳統媒體產業推力以及新媒體高度自主性、經濟潛力的拉力下逐漸向各種新興平台靠攏。過去，新聞工作者屬於的那個「賤民階層（Pariakaste）」，被社交界根據他們之中品行最差的代表來評價他們的情形。在當代，由掌握話語權與影響力的賤民階層則由網紅或意見領袖(KOL)來取代他們的位子。
很多人不了解，在新聞工作上一件真正優秀的成就，所需要的「才氣」（Geist），絕對不下於任何學術上的成就所需者；新聞工作是必須隨令當下交卷的工作，新聞工作者必須在和學者完全不同的創作條件下立即見到效果。而社群平台創作者的即時性又比新聞工作者更具急迫性，且與公眾的距離更近。這個新興的職業與內容創作型態是否有機會作為當代的「群眾政治家」，實踐某種社會理想，擔起網路世界經常被提出的「公眾人物」責任呢？
說任何一位夠格的新聞工作者，在行止的思慮判斷上，比一般人高明，沒有人會相信。但是實情卻正是如此。
網紅這個職業，有最龐大的誘惑與之俱來；網紅又有其它的特殊條件與環境。這些因素所造成的結果，使得公眾習於以一種由鄙夷和可憫的卑怯交織而成的態度，去看自媒體創作工作。
他們作為一個集體意見的領導者，正在將他人導向正確的方向嗎？如果是的話，所謂正確的方向是什麼？一個群眾政治家、意見領袖，是否心裡有數？
我認為，一個人，不論是不是群眾政治家，或將政治作為志業的特殊之人，只要心中沒有對於自己從事行為的具體目標、踏實能真正去追求達成的目標，終將淹沒在人群中。
而作為政治家、新聞工作者、意見領袖，是最不應當，卻也最容易被淹沒在鼎沸人聲之中的一類人。而數位化世界處處清晰可見的數字，將熱情轉為亢奮；責任感成為表演；判斷力在兩者之中逐漸消逝。
在他們囂張但完全空虛的作態後面，隱藏的是什麼樣的內在軟弱和無力。這種作態，來自對人類行動的意義最廉價、最淺薄的虛脫麻木態度；在事實上，人類的一切行動，特別是政治行動，永遠都帶有悲劇的成分，但是但這種態度對此一無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