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再談後藤新平。剛剛整理出了一篇2015年時我寫後藤新平的文章：〈後藤新平：異托邦、技術官僚、細致〉，5年後我研究做比較多了，對後藤新平的理解也到了另一個層次。
從讀檔案的感受來說，我覺得後藤新平最厲害的是他帶了一匹能幹的官僚斑子來臺灣，有些比較強的他帶在身邊，可以看出來那幾個強的官員，有某種強迫症，字寫得好看，記錄很清晰，條理分明，當然被派到苗栗那些「偏鄉」的也有很廢的官僚。這一群官僚是誰、從何而來、有何抱負，我想是很有趣的題目，值得從事臺灣史研究的著墨。
總督府在臺灣辦得好不好，要有對照組，而我覺得以規模與目標來說，最好的「對照組」是蔣介石在南昌的現代化。在差不多同樣的時限，蔣介石的「管、教、養、衛」坦白說就是要抄臺灣那一套，但就是沒有辦法達到一樣的效果。國民政府來到臺灣時，發覺他們想做的很多工程都已經被這些總督做完了：土改之前需要的土地登記、推廣中小企業需要的金融設施、國家方略必備的郵政機構、連接城市的路網、公共衛生的體系、大量的學校、已經蓋好的法院（國民政府在中國為了在軍閥間推廣法院機構就已經耗掉了好幾年，可以看居正有關的文獻）等等。
（有關蔣介石在南昌的現代化，請參考張智瑋的博士論文）
我想，未來的研究不應該去爭論說臺灣的現代經濟成長起源自「總督府」或「國民政府」，研究的重點，反而該是去想：日本殖民留下的東西，如何形塑了戰後國民政府的政策，這種「再中國化」同時也是「再本土化」的Agenda，我覺得才能夠真的把問題看得比較清楚。
比方說：
國民政府在中國的時候，是喜歡搞寡佔經濟的，被共產黨那邊的人說是「官僚資本」，是搞官商勾結的。二戰快要結束時，美國商會整天罵「常凱申」，因為戰後的規劃裡是沒有什麼美國人去投資的空間。來臺灣後，一票官僚對於產業的規劃，想把臺灣發展成今日南韓的樣子，但「莫名其妙」就變成了今天高度競爭的中小企業的市場經濟，這「莫名其妙」的背後，就是跟另一票尹仲容、嚴家凎有關的官員在思考經濟成長時，利用了日本留下來的經濟建設有關，比方說：開放三商銀等分行去融資給中小企業。但為何有那麼多既有的金融組織在臺灣？這就可以追到了日本人在土牛溝以西，如何跟清末傳統的士紳合作開始講起。
另一方面，這種「殖民-戰後」的互動，也不侷限於經濟，我想「政治」的變遷是更有趣的部份。這也可以回應到「中國共產黨有可能邁向民主嗎？」一類的問題。為何國民政府來臺灣後，可以從威權體制走向民主體制，狂飄二三十餘年讓大家覺得島快沉了但好像慢慢走出那麼一回事。今日中共往民主走，也可以狂飆二三十年便走出一回事嗎？我不曉得，只是當你把眼光看向臺灣百餘年的發展，會發現為了儲備這狂飆的二三十年，臺灣也民主累積了一世紀。
何解？因為臺灣雖然經歷了不同的政權，但地方菁英的發展卻是相當的連續，沒有經歷過中國那邊的「洗來洗去」的故事。比方說草屯現在的民代，你稍微追查一下，就會發現那些民代的祖先可能在1800年左右就已經是當地的土豪了，雖然戴潮春之亂在草屯掀起了波瀾，但這些菁英家族還是在。日本人來了之後，在土牛溝以西重視的「紳章」跟「保甲」，以及保障地主產權的「土地調查」，便是後藤新平主導的，將這些清末的菁英保留了下來，維持地方秩序，乃至於邀請他們來投資公共建設、修路、參商、開設金融機構。到了1920年開始地方選舉，這些人又穿上西裝轉換成了議員。
國民政府來到臺灣之後，在與半山派合作之下，前後經過二二八跟白色恐怖的清洗，這種政治菁英似乎被削弱了。先說省議會，當時有云在二二八後省議會裡的人「變得沉默」，但檯面下的很多操作，仍然影響了臺灣的發展。比方發展紡織業，今天講的這一move理所當然，但當初尹仲容想到他前老闆（宋子文）從上海搞出來的紡織設備還停在港口倉庫，一票上海幫的外省資本家卡在那，省議會便問說何時可以開始民間市場經濟，乃至於後來是否願意開放臺灣銀行跟三商銀對民間商業的融資，省議會都發揮著其影響力。乃至於省議會又怎麼影響到了黨外，跟林義雄乃至民進黨他們的關係，落落長，先不提。
另一方面，白色恐怖之下，地方菁英也沒有像中國狂風暴雨式的被連根拔起，反而是在國民黨戰後改組之後，透過水利會、農會、合作社、明的給好處（如客運等地方壟斷事業）、暗的給好處（開發案利益輸送），成為地方動員的樁腳，就是今日地方政治的起源，你今日回頭再去看這些人，動不動又祖先追到康雍乾，他們三百年前的買賣可能還收在我跑土地契約的樣本裡。
簡言之，當你開始思考戰後蔣介石怎麼接受後藤新平的遺產，腦子就停不下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