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妄人」、「危險的隱喻」與宗師：再論法國社會學
我向來認同Randall Collins（1998: 3）所言，凡做思想史或學術史的研究，必須留意「群體的歷史」，也就是「朋友圈、討論夥伴、具有社會運動特徵的緊密圈子」。法國社會學的發展尤其是如此。在我看來，法國社會學在成為一門學科的過程中，大致有五股力量相互競爭（及某些狀況下的合作）：一是以沃姆斯等人為代表的社會有機體思潮（以及沃姆斯建立的學術出版及人際網絡），二是涂爾幹及其合作者（包括他們在出版及制度化方面的集體努力），三是發揮獨立影響力的塔爾德，四是高度種族化、以拉普日（Georges Vacher de Lapouge，1854-1936）為代表的「人類社會學」（anthropo-sociologie），五是前文提過的勒普萊學派。若對這段歷史稍做耙梳，就會知道涂爾幹學派並不是「注定」勝出，涂爾幹也不是「注定」成為宗師。其中，社會有機體論曾經引領風騷，也成為其他學術勢力的重點打擊對象。
在法國的有機體論者之中，艾斯皮納是重要代表。他的《動物社會》（Des sociétés animales，1877，封面見圖五）主張社會的發展可從個體的生物有機體，經由動物的社會形態，一路銜接至人類社會。他還主張，在人類社會中被視為高級的意識與道德衝動，在動物世界亦可見其萌芽狀態。因此，倫理與意識不必訴諸超驗來源，而是可放回自然史的脈絡來理解。他相信社會學這門學科的前提是「社會是存在的，社會良識（conscience sociale）是某種超越個人的東西，因此，社會現象構成了超越心理現象的獨立範疇，它們是能被觀察並受法則支配（soumis à des lois）的。只要這個假設不被接受，我們談論的這門科學便沒有了對象」（Espinas, 1901: 451）。這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實在論的立場，為涂爾幹等人所共享。但艾斯皮納進一步主張，在不同層次的社會形態上，可觀察到一種「套疊」（emboîté）的結構：個體在家庭之中，家庭在氏族或部落之中，氏族或部落在城市之中，城市在民族之中，而民族又在國家聯合之中（Ibid.: 469）。涂爾幹對其評價頗高：「他是首位為建立一門科學而研究社會事實的學者，而非為了構建宏大哲學體系的對稱性。他沒有停留於對社會的整體概觀，而是專注於研究特定社會類型。……他的著作構成了社會學的第一章。」（Durkheim, 1888: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