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is no measure of health to be well-adjusted to a profoundly sick society.
—Jiddu Krishnamurti
在學術這潭深水裡浮沉了幾年，人與人的傾軋看多了，也能夠當作笑談，但一旦事情牽扯到障礙、牽扯到我那紙包不住火的異類身分、牽扯到人們總能視而不見的結構暴力，我便無法一笑置之。
學不會唾面自乾，也算是一種社會化不足吧。
這幾年，神經多樣性的倡議在西方世界逐漸開花結果，在權威敘事難以撼動的學界，也開始有尊重差異的研究角度。然而，就我有限的瞭解，這樣的改變目前仍止於一小部分的臨床研究，許多學者只將之視為政治正確。
我是動物研究的工作者。在這個與真實的人有那麼一點距離的世界，我們試圖透過簡練精巧的規則，理解生命的重量。但在解構的同時，人的溫度往往也在有意與無意間悄悄流失。
實驗室過去曾以小鼠模擬思覺失調症，並測驗小鼠的一種認知功能，卻發現疾病小鼠表現得比一般小鼠更好。每每分享這項成果，學生們總會感到疑惑，評論者也認為，疾病小鼠表現較佳，是這項研究的一大問題。
於是教授便會解釋，在特定任務裡表現較好，不代表在現實生活中表現較好，小鼠表現出的認知傾向可能會造成如何如何的問題。而聽者依然困惑，依然難以接受。
到最後，教授的解釋只剩下「只要和一般個體不同，就是一種缺陷」。
從研究者到評論者，沒有人能夠接受，精神疾病小鼠可以在認知功能上優於一般小鼠。所有的差異，都只能以缺陷解釋。
在這個學門裡，與多數不同的個體必須是殘缺的，否則我們無法提出治療方案。而沒有治療方案，我們便難以爭取研究經費。
那麼，經費的審核又為什麼偏好治療方案？
因為對審核者來說，這些疾病的個體是殘缺的，造成了社會沉重的負擔。
如此完美自洽的套套邏輯。
於是，學術的語彙也被限制在「缺陷」的框架下，社會上其他場域的人們，便能夠引用所謂學者專家的話，將所有的差異，都關進缺陷的牢籠裡。
缺陷的人需要被治療、被矯正，必須「改善自己」、「適應社會」；而那個由多數人所組成的社會，如同金科玉律，哪怕一分改變，都是天恩垂憐。
當改變的責任都落在個體的肩頭，我們便會看到將設置無障礙設施的訴求視為找碴的大學科系、主張「精神疾病學生只會帶來問題」的教授、責怪沒有輔具的聽障者不合群不參與討論的同儕。而隱性障礙的我們，不論如何解釋，他人皆無法承認存在著溝通方式的差異，遑論嘗試以不同的角度看待我們。缺乏眼神接觸是不誠懇，誠實是白目與無情，為他人的苦難流淚是過度敏感與操縱他人，打抱不平是過度偏執與情緒化。每一個行為都只能以負面解讀，彷彿我們生來病態。
於是我們成為了社會的負擔，成為了必須被解決的問題。醫療領域必須提出解方，以迎合殘破不堪的社會結構。
人們總說疾病與障礙是社會負擔，但同樣是帶來龐大的照護需求，卻很少有人會說，高齡者與兒少是社會負擔。
社會願意為高齡者與兒少做出改變，卻要求障礙者為社會改變。
在輔具設計的專案裡，我可以寫下「改善高齡者的生活環境，促進幸福感」，而在動物研究裡，我卻必須寫「有助於開發自閉症的治療，減輕社會負擔」。
有些人值得幸福，有些人卻只值得被改造。在學術的殿堂裡，我已經難以分清，我們究竟是缺陷的治療者，還是障礙的塑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