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以激烈甚至失控的方式反抗時，往往給他們貼上「衝動」「不成熟」的標籤，卻很少有人願意回頭追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壓迫，讓他們只能用威脅與衝撞來表達不滿？
有些年長者，手握年紀所堆疊而成的制度性、階級性、結構性、被默許且難以挑戰的權力，便自以為理所當然。他們仗著資歷、地位、話語優勢與決定權，用居高臨下、專斷冷硬、缺乏同理心的方式對待年輕人。命令取代了溝通，貶抑成了指導，被包裝成「磨練」與「現實」。
這樣的權力，是長期累積、被合理化、向下施壓的支配性權力；這樣的安穩，是建立在新人噤聲、年輕人退讓之上的表面穩定。若年長者無法節制這種根深蒂固、結構失衡的支配性權力，又憑什麼要求新人，用成熟與理性去承受不公與傷害？
初入社會的新人並非天生對抗。他們渴望被公平對待、被尊重專業。當這些最基本的需求被剝奪，申訴被嘲諷，對話被封堵，憤怒便只能以最極端的形式爆發。那不是年輕人的失敗，而是年長者在濫用優勢、逃避監督、轉嫁壓力。
更令人唏噓的是，許多年長者早已站在穩固、安全、免於風險的權力位置上，平順地度過每一日，作為繼續壓迫他人的理由。權力，更不該淪為踐踏年輕人尊嚴與未來的工具。
是什麼樣的結構性壓迫，使他們連正常申訴與對話的空間都被剝奪？
在這些體制之中，掌握著來自制度、資歷、年限與職位所堆疊而成的高度集中、封閉且難以撼動的權力。這種權力不只影響了話語是否被聽見、尊嚴是否被保留。慣以「程序」「傳統」作為遮蔽，實則行使的是缺乏制衡、向下施壓、長期被縱容的支配性權力。
於是，指導變成貶抑，要求化為羞辱，服從被誤認為專業素養。然而穩定，不該建立在沉默與恐懼之上。正當性，更不該透過壓抑年輕世代來維持。
當申訴機制形同虛設，當內部監督流於形式，年輕人最後能採取的，只剩下被視為「越界」的抵抗。那並非對體制的背叛，而是對濫權的絕望回應。
年紀，不該成為逃避監督與合理化專斷的護身符；若無法要求年長者節制這種結構失衡、缺乏問責的濫權，那麼被消耗的，不只是年輕人的熱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