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訴訟正在改寫我們對「氣候行動」的想像。它不再只是環團對政府喊話、要求訂出更漂亮的減碳數字，而是一場更接近「治理系統更新」的司法工程，甚至形成跨國連鎖反應，影響著各國法院、企業法遵與投資人的風險評估。
氣候訴訟的「策略多樣化」：不只談減碳，更直接改寫決策流程
近年的氣候訴訟，常見的攻防已經擴張成至少六種路線。第一種是政府框架訴訟：不只挑某一項政策，而是質疑整體氣候治理是否把未來世代的生存風險「先欠著」。韓國憲法法院在 2024 年 8 月 29 日就用這條路線，認定《碳中和基本法》因缺乏 2031–2049 的量化減量路徑而「部分違憲／憲法不合致」，並要求在 2026 年 2 月 28 日前完成修法。
第二種是把氣候考量嵌入產業決策：也就是把「氣候」塞回每一個看似技術性的許可與評估流程。英國最高法院在 Finch（2024 年 6 月 20 日）判決中指出，審查石油開發案的環評不能只看工地內排放，也必須把下游燃燒造成的「範疇三」排放納入評估，並因此撤銷許可。
第三種是污染者付費與氣候損害賠償：它把問題從「你要不要減碳」推進到「你造成的損害要不要付錢」，把外部成本硬生生拉回資產負債表。
第四種是企業框架與轉型風險：挑戰企業整體轉型是否充分（或董事是否善盡受託義務），尤其與擱置資產、資本支出與長期風險揭露糾纏在一起。
第五種是反漂綠與金融斷流：用訴訟追究誤導性永續宣稱，或要求金融機構停止資助與巴黎目標相衝突的項目。
第六種則是公正轉型與綠對綠衝突(Green v. Green)：一邊是再生能源與減碳，一邊是生物多樣性、漁業權益、地方生計，法律必須在「兩種綠色」之間重新劃界。
韓國農民向韓國電力公社（KEPCO）提出氣候訴訟
2025 年 8 月 12 日，6 名來自韓國不同地區的農民，正式對國營的韓國電力公社（KEPCO）及其 5 家發電子公司提起民事訴訟。
這些農民分別來自慶尚南道、忠清南道、濟州、京畿與慶北地區，種植的作物從蘋果、稻米、柑橘到水蜜桃不等，受到影響的包含花期提前後遭寒流凍傷、暴雨淹沒稻田、長時間熱浪導致作物失收與家畜死亡，最終讓農產品價格劇烈波動、家庭生計失去穩定性。
農民的核心主張很直接：我們沒有造成氣候危機，卻必須承擔最直接的後果。而原告選擇 KEPCO 作為被告，並非因為它是唯一的排放者，而是因為它同時具備兩個關鍵特性。
第一，KEPCO 及其發電子公司是韓國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來源之一，在過去十餘年間占全國排放量約四分之一以上；第二，它是一家國營、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企業，在能源轉型上不只是市場參與者，更是政策方向的實際執行者。
農民的指控並不止於「排放量大」，而是進一步指出：KEPCO 在明知氣候風險與國際趨勢的情況下，仍優先投資煤炭與天然氣，延誤再生能源轉型，因而應對氣候損害負起相應責任。這正好呼應全球氣候訴訟中「企業框架與轉型風險」的路線：被審視的不是單一行為，而是整體轉型策略是否符合合理注意義務。
結語：從韓國到亞洲：一個可複製的問責藍圖
這起訴訟是否最終勝訴，仍有高度不確定性。但它的價值，並不只在結果，而在於它為亞洲提供了一套可被借鏡的「氣候問責模組」，示範了如何把極端天氣從新聞事件，轉化為可主張的權利侵害；如何從公共性企業切入企業責任；以及如何透過歸因科學，讓氣候損害逐步走向可計價、可分攤的法律討論。
更重要的是，它顯示氣候訴訟已不再只是環團的象徵行動，而是一種正在重塑治理邏輯的工具——迫使政府與企業，把「未來的生存風險」納入「現在的決策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