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當助理教授第一年，我剛從國外回來，心態沒來得及從研究所的環境調適到南台灣的教學現場，也不了解因為教改造成學校經營方針的變化，總之，立刻受到震撼教育，好幾個學生在第一堂課之前來辦公室找我，都是被前一位老師當掉，也都因各種緣故不想上課或不能上課，但他們要學分！
當時每次下課後，我打電話給朋友，訴苦在學校遇到的一切，講一兩小時，心情才平復。某個傍晚返回租屋處時，附近蓋房子的工地走來兩名叼著菸的黝黑工人，大喊：「教授！教授！」我一剎那呆住了，然後竟落荒而逃。第二天向同事提到此事，前輩睿智的說：「這些學生一輩子多少老師都沒管他們下課後是黑道白道或者在幹什麼，就你一個教營養學分的在亂想！」這句晴空驚雷抵得上幾小時促膝長談。
半年後我教學上手，懂得一切隨緣，薄薄的隔閡反而形成了安全距離，讓萍水相逢的師生間維繫著輕飄飄的情分。某天走進教室，大吃一驚，講台上竟有個迷你布袋戲團，原來是那兩位工人學生要上台做報告，他們連說帶演完畢，台下打雷般熱烈鼓掌，兩個滴熱汗的大男孩走過來握手，我又慌了，但很開心，只是緊張加上感動，忘記該請他們喝罐冰涼飲料。
幾十年一晃就過，看著泛黃照片上的刺青，旁邊還有很多記憶模糊的面孔，想到青澀菜鳥生涯，我也是一面摸索一面學習當老師，學習人生。青春的我喜歡自己意氣昂揚的傳道士熱情，現在的我欣賞一個道理：得與給，和緣分一樣，不必刻意。就如春天百花，四時有序，總能找到自己綻放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