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共內戰的局勢對國民黨政府日趨不利，其統治區內對和平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伴隨著徐蚌會戰的失敗，中共的軍事力量也直接抵達長江北岸，從而對國民黨政府的中樞產生直接的軍事壓力。國民黨政府為了緩和軍事與輿論的雙重壓力，便亟思與中共重啟談判，希冀從談判的過程中，重新爭取到輿論的支持，並趁著談判期間重整軍力，以求萬一談判破局，仍能保有半壁江山，持續對抗中共的威脅。
然而，事與願違，這次的和談不但沒有讓國共雙方放棄武裝對抗的，就連趁機整軍的目標亦沒有達成，無怪乎許多國民黨軍政人員事後回想到這段時光，不免大嘆此次的和談是「百害而無一利，既沒有利用這段時間作重新有效的備戰，反而讓共匪利用這段時間作有效的心戰、滲透，瓦解我軍士氣」。那麼，在1949年時，國民黨政府究竟有無其他選擇？如果沒有，究竟是何原因導致國民黨政府主和不能、備戰無果？本文擬就談判的過程，來探討究竟1949年的國共和談是為何破局？又為何國民黨政府的「備戰謀和」的計劃最終會失敗？
和談的醞釀
伴隨著國共內戰的幾個主要戰場逐漸塵埃落定，國民黨政府面臨的軍事壓力也益發沉重。社會輿論越來越傾向於和平，人們開始渴望國共內戰及早和平結束。與此同時，不少國軍高層也希望在接連遭受重創後，國軍可以藉著和談的掩護下，重新整軍，以進行下一輪的軍事對抗。就在這樣的氛圍下，李宗仁代替蔣介石接管政府，因此他的首要目標便是與共產黨展開和談。雖然和談在蔣介石引退前夕，蔣介石便已對此略有布置，然而由於共產黨不願以蔣介石為談判對手，因此蔣介石便不得不引退下野，以使國民黨政府得以與共產黨展開談判，並藉此爭取足夠的時間，整頓軍隊。
和平氣氛的醞釀
自19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元旦文告〉揭示國民黨政府對於國共內戰，願意提供一個和平解決的機會，並且提出了國民黨政府所能接受的談判條件：
1.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
2.只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
3.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
4.軍隊有確實的保障，
5.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
然而〈元旦文告〉發表後並沒有引中共方面的重視，毛澤東反而在三天後發表〈評戰犯求和〉一文，對蔣介石的〈元旦文告〉大加譏諷，對於國民黨政府所提的和平嗤之以鼻。然而，毛澤東在史達林的建議下，態度有了轉變，中共在確立排除戰犯參與和談、和談直接由國共雙方進行，以排除第三國介入的前提下，於1月14日發表〈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八項共產黨可以接受的談判條件：
1.懲辦戰爭罪犯；
2.廢除偽憲法；
3.廢除偽法統；
4.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
5.沒收官僚資本；
6.改革土地制度；
7.廢除賣國條約；
8.召開沒有反動份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雖說毛澤東在電文中仍舊保持對國民黨政府一貫的譏諷態度，但也沒有拒絕和談。於是在雙方各自提出針鋒相對的談判條件後，和平之門彷彿被打開了一個細縫。
對於國民黨政府而言，共產黨提出的八項條件無疑地是否決了蔣介石在〈元旦文告〉的五項條件。共產黨擺出如此高的姿態，無疑地給予國民黨政府極大的壓力。相反的，對於勝利在望的共產黨而言，是否和談其實是可有可無的。
在國共雙方各自提出和談的價碼後，雙方又在蔣介石下野前後，對「先停火後談和」或「先談和後停火」的問題上，產生紛歧。先是在1月19日時，行政院表示「政府願意與中共雙方立即先行無條件停戰，並指定代表進行和平談判」。行政院的原意是將停戰視為全面和談的先聲，停戰並非是要結束內戰，而是希望中共能表示出和平的誠意。然而，中共隨即在1月21日反駁行政院先停戰的要求，刻意將停戰與和談畫上等號，模糊了行政院所提之停戰的原意，借此壓迫國民黨政府在繼續戰爭與進行全面和平談判，作一個選擇，並壓縮國民黨政府在和平談判上的空間，並意圖將和平破裂的責任歸之於國民黨政府。
和平的試探
由於李宗仁的上台是建立在追求停止內戰的基礎上，因此李宗仁便積極地推動和平運動。為了展現出謀和的誠意，李宗仁即於其就任的次天（1月24日）便發表聲明，表示：
「茲為表示誠意與決心，政府將從事掃除一切和平障礙，凡過去一切有礙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則之法令與行動，悉將分別迅速予以撤消或停止，冀能培養國內和平空氣，使和談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至於中共方面所提八條件，政府願即開始商談，茲已派定代表，俟得中共方面答覆，和談即可舉行，並為期集思廣益，眾擎易舉，宗仁更以分電邀請全國各黨派及社會上愛好和平人士共同贊助。」
明確地揭示李宗仁政府的施政綱領，並表示出其目標在於追求和平之實現。為此，李宗仁旋即派出其私人代表甘介侯、黃紹竑、劉仲容、黃啟漢，分訪宋慶齡、張瀾、羅隆基、黃炎培、張君勱、李濟琛、章伯鈞等民主人士，希望爭取他們對於和談的支持，並藉此創造和談的氣氛，以期影響中共回到談判桌上。並且對行政院下達手令，要求各軍政主管機關遵辦「七大和平措施」，[1] 以緩和局面。與此同時，行政院也議決派出以邵力子、張治中為首的和平代表團，準備與中共進行和談。然而，中共在1月25日卻發表聲明，表示拒絕接待和平代表團成員彭昭賢，因為他是「一個戰爭罪犯」，同時，也在同一份聲明中表示「允許南京反動政府派出代表和我們進行談判，不是承認這個政府還有代表中國人民的資格，而是因為這個政府手裡還有一部分反動的殘餘軍事力量」，此一宣言表示中共之所願意和談的原因在於國民黨政府仍保有一部分軍事實力，同時也藉由中共即將與傅作義達成的和談，暗示中共的和談對象是個別擁有軍事力量的地方實力派，試圖以「局部和平」的方式，瓦解整個國民黨政府。
李宗仁為了避免中共以「局部和平」破壞整體和談，因此於1月27日回電毛澤東，表示：
「無論國共兩黨所持主張與政見，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勢下，決無繼續訴諸武力，互相砍殺，以加重人民與國家痛苦之理由。除遵循全國民意，弭戰謀和，從事政治解決外，別無途徑可循。否則吾人之罪，誠將百身莫贖。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願意尋求政治解決。現政府方面，已從言論與行動上，表明和平之誠意，所有以往全國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釋放政治犯、開放言論、保障人民自由等，均逐步在實施，事實俱在，何得謂虛偽。務望先生號召貴黨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談，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點，開始談判。」
李宗仁刻意強調中共過去所主張的政治解決立場，同時也明白表示接受中共所提之八項條件，企圖將阻撓和平的問題，轉移到中共方面，以迫使共產黨迅速停止軍事對抗，重回談判桌，展開和談。
面對李宗仁積極的動作，毛澤東於次日發表〈中共發言人關於命令國民黨反動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和逮捕國民黨內戰罪犯的談話〉， 企圖將問題從原本的八項條件引導到戰犯問題上。毛澤東將矛頭指向甫於南京戰犯法庭獲判無罪的岡村寧次與去年中共所公布的內戰戰犯身上，要求國民黨政府重新將岡村寧次與內戰戰犯予以逮捕。
在此一聲明中，中共以岡村寧次在南京的戰犯法庭中被宣判為無罪為由，表達強烈不滿，宣稱這是南京反動政府勾結日本法西斯軍閥的行為，並以命令的語氣對國民黨政府「提出嚴重警告：你們必須立即將岡村寧次重新逮捕監禁，不得違誤。」同時，也明確的表示「此事與你們現在要求和我們進行談判一事，有密切關係。」
另一方面，在針對內戰戰犯的議題上，雖然，毛澤東在聲明中，只點名了蔣介石、宋子文、陳誠、何應欽、顧祝同、陳立夫、陳果夫、朱家驊、王世杰、吳國楨、戴傳賢、湯恩伯、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但事實上，毛澤東要求李宗仁政府逮捕的43名內戰戰犯中，就包括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2] 毛澤東在電文中刻意將當中被列名第二的李宗仁與列名第五的白崇禧給忽略了，其用意便是企圖暗示李宗仁，與蔣介石畫清界線，以期桂系能與中共單獨和談。
李宗仁面對中共提出的新要求，立即展開新的對策。李宗仁先是於1949年1月30日派人與徐永昌商議追回岡村寧次，以進行重新審訊。並於隔日以徐永昌的名義，致電給在東京的駐日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商震，表示「此次岡村甯次宣告無罪，僅係法庭判決，尚須靜候代總統批准，方為有效。至暫予交貴團看管，純為疏散關係，並非釋放」，並且要求商震對岡村寧次返日後，可能引發的誤會，預做聲明，以免影響國內和談的氣氛。
同時，為了試探中共的態度，李宗仁拜會顏惠慶、章士釗、江庸等人，希望由他們出面以私人身份，組成和平代表團。然而，這一人民和平代表團卻因為中共對其成員的一再挑剔，因此延宕至2月13日方啟程前往時已「和平解放」的北平。等到他們於27日返回南京時，代表團也沒有帶回任何可以令國民黨政府振奮的消息。和平之門仍舊似有若無。
和平之路的荊棘
正當李宗仁積極推動和談的同時，國民黨政府內部卻產生不同的意見。由於李宗仁將和談視為其政府的首要任務，因此對和談的進程上，李宗仁表現出極大的熱忱。然而，行政院長孫科雖也主張和平，卻表現得比較和緩，因而府院之間便產生不同步調。與此同時，李宗仁也與掌握黨機器的蔣介石產生了裂痕，由於李宗仁自知中共提出的八項條件無法為黨部所接受，因此他在發表接受此八項條件為談判前提時，便直接越過國民黨中央，此舉無疑令蔣介石感到不受尊重與不滿。
由於，李宗仁與孫科對和平的看法不同，加上國民黨內部部分派系對李宗仁主政的不滿，於是出現行政院遷穗，總統府仍留寧的局面。孫科之所以將行政院遷至廣州，其實是有跡可循的。因為孫科一直主張要「光榮的和平」，但是南京此時卻處於共軍砲火的威脅之下，孫科因而認為有必要將政府遷離前線，以免被迫作出城下之盟。然而，對於李宗仁而言，若此時將政府遷離南京，則可能引起中共的猜疑，反而給予中共宣傳國民黨政府是假和平的口實。
最終導致府院失和的因素仍不僅於此。自李宗仁上台後，其政策幾乎窒礙難行。七大和平政策中，戒嚴令的取消府院雙方便產生意見上的紛歧。在七大和平政策宣布的隔日，孫科便突然宣布將行政院遷往廣州，無疑地加深府院間的隔閡。另一方面，李宗仁越過國民黨中央，直接答應了中共提出的八項條件，此舉被國民黨不少人目為「投降」之舉。[3] 在立法院中便有C.C.派立委支持行政院遷穗的舉動，導致行政院與部分立法委員在廣州，而總統府與另一部分立委留在南京的局面。雖然，行政院最終還是在孫科的主持下遷回南京，但是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中，此時卻已開始有人蘊釀倒閣，並追咎其擅遷政府之責。府院之爭後，李宗仁只能尋求蔣介石的調解，最後李蔣協議，以何應欽代替孫科組閣。
何應欽內閣的首要目標是配合李宗仁的「備戰求和」方針，進行推動和談與整頓軍備。因此其內閣的人事布局，也是因應和談局勢的。其中，以外交部長傅秉常是由張治中推薦，這是因為傅秉常擔任駐蘇大使，對於蘇聯局勢與蘇聯政界關係較深，而國民黨政府欲主和，無疑必須加強對蘇聯的關係。然而，傅秉常雖然被任命為外交部長，但因立法院的反對，而未曾就任。雖然，何應欽內閣在諸多隱憂下組成，然而他還是對外營造出國民黨表面和諧的氣氛，以因應接下來的和平談判。
北平和談
雖然國共和平的大門依舊忽隱忽現，而兩個陣營的軍事鬥爭與政治角力也未曾停歇，但是和談仍舊是展開了。
談判設想：國民黨
在中共通知和談的地點與時間之前，國民黨政府內部即對談判方針進行過四次討論。國民黨政府除了決定和談代表團的成員外，[4] 也針對中共所提之八項條例，進行逐條討論，並據此決定了九條和談腹案：
1.戰爭責任問題，不應再提；
2.同意重訂新憲法，此新憲法的起草，我方應有相當比例之人數參加；
3.關於法統問題，與前項有連帶關係，可合併討論；
4.雙方軍隊應分期分年各就駐在區域自行整編，並應樹立健全的軍事制度，俾達軍隊國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編時，雙方應保留之軍隊數字，另作商討；
5.「沒收官僚資本」一節，原則同意，但須另行商訂施行條例辦理；
6.「改革土地制度」一節，原則同意，但須另行商訂施行條例辦理；
7.關於「廢除賣國條約」一事，將來由政府根據國家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就過去對外簽訂條約加以審查，如有損害國家領土主權者，應予以修改或廢止；
8.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並由該會產生聯合政府，惟該會議與聯合政府中，我方與共方應以同等名額參加，其屬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額，亦於雙方區域中各佔其半；
9.代表團抵平後，即向中共提出雙方應於正式商談開始之前，就地停戰，並參酌國防部所擬停戰意見進行商談。
在腹案中，國民黨政府所期望的是達到雙方對等談判，而且也希望雙方能「就地停戰」，以阻止共軍渡江。
談判的前奏
3月26日，中共透過廣播宣布和談將在4月1日於北平展開，中共將以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為代表。廣播中並聲明，談判將以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對時局的聲明〉一文中，所提出的八項條件為雙方的談判基礎。
在中共通知國民黨政府和談地點與時間後，政府和談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張治中便於出發談判前夕（3月29日），前往溪口探視蔣介石，以探詢蔣介石對於和談的態度，並希望蔣介石能就此行對外發表支持和談的聲明，以阻止國民黨內反對派的聲浪。在溪口時，蔣介石雖然對張治中帶來的和談腹案不表示意見，但他對於和談的前景卻不看好。
和談開始的當天，代表團抵達北平，然而中共代表團卻以張治中於日前訪蔣為由，不願前往機場迎接。代表團抵平後，所受到的刻意冷遇，與所投宿的旅館前，張貼的「歡迎真和平、反對假和平」的標語，為這此的和談，蒙上了一層陰影。
當晚，中共代表設宴款待政府代表團，並於席間與代表們進行個別談話。周恩來便對張治中行前訪蔣的行為，當面提出質問，認為此舉無疑是表明南京政府仍由蔣介石所控制，也是蔣介石企圖製造假和平的明證。面對周恩來的質問，張治中則表示訪蔣是他的個人行為，並非蔣介石在幕後遙控和談。然而，周恩來在日後的談判過程中，又兩度提出這一質問。張治中認為周恩來的這一質問，「對於商談，至少對初期商談的情緒是有些影響的」。其次，在餐敘中，周恩來又試圖通過對話，探詢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對於和談的態度，同時也對張治中暗示和談必須盡快進行，不容拖延。
從4月2日起，接連幾天，雙方的和談代表便一直採取個別對談的方式進行討論。而毛澤東也從2日開始，連續四天與國民黨政府的和談代表分別會面。張治中在與毛澤東的會談中，根據國民黨政府的九項和平腹案，與毛澤東交換意見，並提出了希望能對戰犯問題寬大處理、聯合政府組織依照重慶會談達成的方案進行與今後的建設問題等三個主要議題。雖然，毛澤東表示對於戰犯問題可以考慮寬大處理，但事實上這次的會談中，並無具體的成果，亦未對日後的會談產生較大的影響。於是會後，張治中將兩日來的狀況回報南京：
就兩日各別交談所得初步印象如下：
甲、戰爭責任問題，共方依然強調原來主張，但我們堅持取消此條。 乙、軍事行動問題，共軍不渡江。 丙、軍隊改編問題，共方表示軍隊著重在制度的改變，使軍隊民主化，尤其要使私人的軍隊，變為人民的軍隊，至改編期限與保留軍隊數字兩點，可從長商談。 丁、雙方同意在和談期間，無論正式、非正式商討之意見或協議，均應嚴守秘密，以免影響商談之進行。此點共方甚重視。
由於會談一直沒有具體成果，在大原則方面，中共堅持不願讓步，國民黨和談代表便只好退而爭取和談內容的細節問題。與此同時，毛澤東在4月4日發表〈南京政府向何處去？〉，進一步表示出中共以戰逼和的態度，並指控李宗仁政府並無和平誠意。於是，到了4月9日，李宗仁為了展現出追求和平的誠意，便試圖就戰爭責任問題上退讓，換取中共在其他方面的讓步。於是，李宗仁向毛澤東發出〈卯陽電〉，表示：「凡所謂歷史錯誤足以防礙和平如所謂戰犯也者，縱有湯鑊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辭」。然而，李宗仁此舉並未獲得中共方面的善意回應，在毛澤東於隔日的覆電中，便明白地要求李宗仁遵照中共前提之八項和平條件，進行和平談判。
另一方面，國民黨中常會於7日達成決議，[5] 表示和談開始進行後，國共雙方應下令停戰，部隊退回原防，以展示和談誠意。如中共執意渡江，則國民黨政府將撤回和談代表，停止和談的進行。何應欽隨後將這個決議於9日電告張治中，然這卻令張治中深感不滿。事實上，國民黨中常會的決議本以退出和談為要脅，以要阻止共軍渡江，然而對於軍事上居於優勢的共產黨而言，和談本來就是可有可無，因此國民黨的這一構想便根本無法奏效。
北平和談
國共雙方就和平問題的第一次正式談判於4月13日展開，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提出了《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內容開宗明義地直指戰爭的責任在於國民黨政府，並且根據八項條件的基礎上提出了各項條款：
1.懲辦戰爭罪犯，但對一切戰犯，不問任何人，只要他能認清是非，翻然悔悟，出於真心實意，確有事實表現，而有利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才能取消戰犯身份。
2.廢除偽憲法。
3.廢除偽法統。
4.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軍隊改編採「集中整理、分區改編」。分區改編由受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監督的整編委員會執行，整編委員會中共委員佔多數，為主任，國民黨代表為副主任。
5.沒收官僚資本，但對於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以前，及規模不大，進行生產已久，對國計民生沒有害處的企業，不沒收。
6.土地改革：全面進行土地改革，不論解放軍有無到達。
7.廢除賣國條約。
8.召開沒有反動份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與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在和平協定簽訂後，聯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仍應維持下去。
周恩來提出此案後，張治中等代表便已深感大勢已去，中共並不追求對等的和平談判，而是意圖提出「招降書」、「判決狀」，要求國民黨吃下去，即使如此張治中還是就中共的提案提出不同的看法。張治中主要針對戰爭責任問題提出異議，並且對於整編軍隊一條中，整編委員會要受中共的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表達不滿。然而對於包括戰犯問題在內的所有條款，其主要的爭論也僅只於字句上的斟酌，而未超脫中共所提出條款的核心。此後，雖然張治中表示要再提出對案，但整體的範圍仍不脫中共提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與八項條件。而這樣的精神便成為了第二次正式會議的主軸。
4月14日，中共依據國民黨代表提出的對案，對《國內和平協定》進行修正稿，並送交國民黨代表，並於當晚9點重新進行商談。會中周恩來表示中共的兩項讓步：1.聯合政府組成前，雙方採合作辦法；2.軍隊整編委員會，不由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然而，周恩來也明確表示出解放軍渡江與軍隊整編兩項議題，中共是不可能讓步的。同時，周恩來也表達，不論國民黨政府接不接受這個和談條件，解放軍一定會在4月20日渡過長江。
於是，4月16日，[6] 和談代表便公推黃紹竑回寧覆命。李宗仁、何應欽等人對於黃紹竑攜回的《國內和平協定》感到與預期的落差太大，因而不願批准。18日晚，李宗仁召集黃紹竑、白崇禧、李品仙、黃旭初等桂系要人，再度針對《國內和平協定》進行討論。在會中，黃紹竑企圖遊說李宗仁、白崇禧接受該協定，李宗仁雖不置可否，白崇禧卻激烈地表示出不願接受的態度，並因此與黃紹竑發生激烈爭吵，會談因而不了了之。隔日，李宗仁召開和談指導委員會，討論是否該接受此案。經過討論，會後僅作出：「電請中共延長簽字期限，並希望雙方能就和平問題，再作商談」的結論。
4月20日，中共提出的最後期限已到，李宗仁透過黃紹竑之口得知，中共已經拒絕延期回覆與再行協商的請求，並且於是夜發布進軍江南的命令。於是，李宗仁便與何應欽聯名致電在北平的和談代表，命令張治中等人拒絕簽署中共提出的《國內和平協定》，至此北平和談便因破局。翌日，毛澤東發表《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人民解放軍也同時在荻港發動渡江戰役。
和談的插曲
與和談代表於北平協商的同時，李宗仁與中共之間也透過其他人士進行直接接觸，李宗仁希望中共能不渡江，但是中共卻透過所有的管道告知李宗仁：「在和談期間，人民解放軍暫不渡過長江；但和談後，談成，解放軍要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同時，毛澤東也針對桂系進行拉攏，他向黃啟漢等人表示可以給予李宗仁、白崇禧保有政治地位與保留桂系軍隊，但李宗仁、白崇禧對毛澤東的這項表示無法接受。事實上，中共對於國民黨政府的和談一直採取分化策略，早在1949年3月初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中，毛澤東便已提出中共的談判方針為「不拒絕談判，要求對方完全承認八條，不許討價還價」，並提出四項交換條件：
1.不打桂系和其他國民黨的主和派。
2.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編他們的軍隊。
3.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員允許其加入政治協商會議和聯合政府。
4.對上海和南方資產階級的某些利益允許給予保護。
從事後來看，中共整體的談判過程中，一直堅持其談判方針，並且透過各種管道，給予李宗仁及其他國民黨軍政人物暗示，並以傅作義的北平和平解放為範例，企圖分化國民黨各派系，以達到瓦解國民黨政府的目的。
小結
1949年初，隨著國共三大戰役的塵埃落定，國民黨政府的劣勢也更加顯著，特別是軍事實力的損耗，使得國民黨政府必須尋求一個喘息的時間。因此，李宗仁甫接任代總統，便以和談為首要目標，於是積極推動國共和談。雖然，初起之時，國民黨內部因和談腳步有所紛歧，然而在何應欽組閣後，國民黨陣營中，暫時對和平表示出一致。
在整個和談的過程中，由於中共居於軍事上的優勢，因此對於和談的態度顯得不甚積極，在和談的過程中，也展現出了強硬的立場。所以，雖然李宗仁政府主導了和談的進程，然而中共往往可以依恃著其軍事與政治上的優勢，反客為主，從而主導了和談的走向。並使得國民黨在交涉的過程中，屈居劣勢。而中共卻得以一點一滴的加高價碼，迫使談判最終走向破局。
在談判桌外，雙方也進行了輿論上的較量。國民黨每每採取主動，企圖以從發表的電文中展現出謀和誠意與決心，並欲藉此壓迫中共以和平手段解決國共之爭。然而，中共卻往往能有效的將議題導引到對自己有利的方面，並將妨礙和平的大帽子，扣到國民黨政府身上，而使國民黨政府顯得十分被動。例如：李宗仁承諾中共所提八項條件後，中共又利用了岡村寧次獲判無罪之機，對國民黨政府的和平誠意大加抨擊，也嚴重地影響到國民黨政府在輿論上的觀感。另一方面，中共也運用了和平的氣氛，迫使國民黨無法再行整軍備戰，特別是當國民黨聲明其和平誠意時，中共總會將國軍的整備視為破壞和平之舉，於是導致了國民黨政府的「備戰謀和」，淪為了單純的「乞求和平」。
[1] 七大和平措施為：一、將各地「勦匪總司令部」一律改為「軍政長官公署」；二、取消全國戒嚴令。接近前線者，俟雙方下令停止軍事行動後再行取消；三、裁撤「戡亂建國總隊」；四、釋放政治犯；五、啟封一切在戡亂期間因抵觸戡亂法令被封之報館、雜誌；六、撤銷特種刑事法庭，廢止刑事條例；七、通令停止特務活動，對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另按《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所載之1949年1月24日〈李代總統手令〉，除若干字句的差異外，其內容大致相同，唯手令中將這七項措施分為政治與軍事兩大項目。
[2] 43名內戰戰犯：蔣中正、李宗仁、陳誠、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陳果夫、陳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張群、翁文灝、孫科、王雲五、吳鼎昌、熊式輝、戴傳賢、朱家驊、王世杰、吳鐵城、劉峙、程潛、吳國楨、衛立煌、杜聿明、胡宗南、薛岳、湯恩伯、馬鴻逵、馬步芳、閻錫山、傅作義、宋美齡、張厲生、桂永清、周至柔、王叔銘、孫立人、陶希聖、曾琦、張君勱。
[3] 李宗仁越過國民黨直接承諾中共提出的八項條件，可能也是加深李宗仁與蔣介石彼此疑忌的主要原因。蔣介石在2月18日與劉斐的會談中，便直指此舉「直等於『投降』」。
[4] 國民黨政府的和談代表團成員有：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後又增加了劉斐，代表團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
[5] 國民黨中常會開會日期於《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中，載為4月7日，而張治中的回憶則稱是在4月6日。
[6] 據黃紹竑的回憶，他是在4月11日攜帶《國內和平協議》返回南京，但由於4月15日國共才正式在第二次會議中，將《國內和平協議》確定，因此黃紹竑返寧應在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