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的旨在提供正確的研究用語使用，並非針對特定族群加以解釋、反駁其生活歷程)
在許多脆文中，在ASD族群漸漸常用一詞: 雙向性同情問題 (Double Empathy Problem；DEP)，而許多人漸漸導向非ASD族群不理解ASD族群的情況、語言等...唯有ASD族群自己才能協助ASD個體。站在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的角度，這樣的觀點相當程度落入了標籤化及縮小了ASD族群可以更自在融入大環境而非侷限在狹小空間的可能性。
Milton (2012)提出了關於ASD族群研究的觀察，在其文章中提出多數病理心理、認知心理的研究中，對於ASD族群有相當多不合理的觀點，其中許多文獻顯示ASD族群普遍存在在「缺乏同理心」的觀點最為多數。其「雙盲」的論點去解釋「同理心」這樣的社會社交暗示、社會共識是當前認知心理最大的困境。他挑戰了過去Premack & Woodruff (1987)的Theroy of Mind (ToM; 心智理論)，認為小孩在發展過程當中，會因為社會、神經的發展而學習到社會的架構，進而理解到社會運作的原理並學會推理、認知、預測、同理等...進階認知的能力。而過往多數的ASD研究當中認為，ASD族群因為腦神經的「缺失」造成ToM的能力缺失。Milton (2012)認為，ASD及非ASD族群因為溝通模式、腦神經結構不同等...導致雙方在溝通、思考、意圖上對於現今的ToM理論架構互相衝突，而稱之為Double Empathy Problem。然而Milton倡議的是非ASD族群應該理解ASD族群的能力又社會心智架構在ASD族群具有特殊的行徑及解釋，雙方應各自理解其不同，進而修正當前ToM認知的【缺失】並非生理基因的錯誤，而是神經發展的不同。
而另一篇多數人拿來佐證DEP的為Cheang et. al. (2025)的文章，實驗中檢驗了87位受試者觀看ASD及非ASD族群的面部表情並給予對應的情緒分數，0為圖中人物不帶情緒，9為圖中顯示強烈情緒。結果顯示在悲傷及快樂兩項目，兩族群的分數具有統計上顯著差異，非ASD族群在預測情緒的準確度上相較於ASD族群具有較高的分數，值得注意的是ASD族群對於快樂的準確度是明顯低於非ASD族群；而ASD族群在感受分數上憤怒及恐懼的感受是最高過於非ASD的，憤怒及恐懼兩者對於ASD族群是有最直接的生理-情緒反應。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共感情緒、認知、鏡像感受上兩族群並沒有什麼差異。這實驗宣稱是證明DEP的存在，但只有顯示ASD族群感受上相較於非ASD族群於特定情緒上面具有較強烈的反應，而非全部的情緒都與他族有異。嚴格的說，確實ASD族群具有較強烈的情緒反應相較於非ASD族群，但是認知可能沒有太大差異。
首先，我們必須認知到的是，這裡的「同理」不是單純的同情心、感受度，而是在ToM架構下的「社會型認知同理」，也就是說，這裡的爭議點在於「社會化結構」下「讀空氣」的能力。當然，主觀上兩族群對於各自群體有各自偏好，這點幾乎在所有的群體都能看到，男性對於哥們的相處模式會與異性哥們有差異(多數上)，遑論是非哥們的異性。又，許多被列為非ASD的個體可能也不是很能夠有效看別人「臉色」並有效地讀空氣，這點在日本人讀空氣的能力大大勝過於其他國家人種可以看的出來，這些都顯示也許關鍵在於「社會形塑」及個體融入社會的意願度而非單純的生理、神經性差異。López (2022)就曾提出Milton (2012)的目的旨在倡議ASD是神經與生理的綜合結果，而多數的ASD結論多數由非ASD族群參與，嚴正低估ASD族群可做出的貢獻。使Milton不滿的是該年代社會互動創造出分岐的對立所造成的彼此不願理解，而希望DEP的提出能夠使社會更加共榮。同時López (2022)也觀察到，社會對於DEP的研究將其範圍縮小成觀看他人的面部表情、身體動作將其定義成ToM的社會認知同理是一個嚴重低估並簡化社會互動架構的行為。傳統的ToM當然也有簡化的問題，然而ToM的架構主軸是「認知行為」可能來自於社會模仿，而其過程、理由、原因、甚至應用並沒有一個有效且合理的解釋，也就是說ToM是一個觀察後的推導進而成為社會發展的一個理論之一，而非全部。社會互動本身如果要用單一理論解釋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假想。
在澳洲執業的我們，無論是不是「專攻ASD」，我們多數認知到「個體」的不同，這不只是ASD族群會遇到的問題，而是全體人類在相當程度上都會需要面對的問題。再則，心理專業從業，特別是諮商、臨床上，我們不太喜歡將人定義成特定族群、疾病、性向等...標籤，多數這樣的範疇是社會學甚至是社工的範疇，心理工作者認知到這樣的不同，也理解這樣的困擾、阻礙使個案再增進生活品質、福祉上有顯著的阻力。但是社會架構、意識形態它們不是一時半刻可以馬上改變，在社會改變前，個體本身也需要做出對應的「生存方法」。提倡只有ASD理解ASD，而用非ASD的根本無法理解ASD的論述，不就是當年Milton (2012)最不想看到的點?這樣不就還是在做自己所痛恨的現象、前人的老路?這樣對於「共好、共榮」有共生的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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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Cheang, R. T., Skjevling, M., Blakemore, A. I., Kumari, V., & Puzzo, I. (2025). Do you feel me? Autism, empathic accuracy and the double empathy problem. Autism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29(9), 2315–2327. https://doi.org/10.1177/13623613241252320
López, B. (2022). Commentary on Autism and the double-empathy problem: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0, 368–370. https://doi.org/10.1111/bjdp.12410
Milton, D. E. M. (2012). On 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autism: The ‘double empathy problem’. Disability & Society, 27(6), 883–887.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9.2012.710008
Premack, D., & Woodruff, G. (1978). Does the chimpanzee have a theory of min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4), 515-526. https://doi.org/10.1017/S0140525X00076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