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研究中，人們往往先想到文獻、檔案或官方史書。然而，各種物件——從政府頒發的石碑、徽章、到日常生活中的信件——同樣是追尋歷史的重要線索。
透過物件的流轉、用途、與所在位置，往往能看見不同時代的權力關係、社會觀念、乃至於文化記憶的轉變。而這，正是「物質文化史」所關注的問題：歷史不只存在於文字，也存在於物。
近期在現流冊店舉辦的講座「學務處：物件的臺灣史」，便以這樣的視角重新觀看臺灣歷史。該講座的講者為謝仕淵副教授，現為成大歷史學系副教授，長期研究博物館學、公眾歷史與物質文化史，並曾任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
本次講座的核心問題很簡單：如果從「物」出發，我們會看見怎樣的臺灣史？這些物件，作為文化資產的價值與意義又是什麼？
從「物」理解歷史：跨學科的研究視角
謝仕淵副教授指出，研究物件並不是單純的文史工作。很多文物的來源、年代或用途，往往需要科學方法協助判定，包含材料分析、考古調查或保存技術。
舉例來說，葉王交趾陶雖然有名，長期研究的老師或許可以一眼就看出其風格，但這種用形容詞來辨別創作者的方式，極容易產生錯誤且不方便傳授，因此需要藉由科學儀器辨識其內部架構與材料，藉此找到更精準的區分方式。
因此，「物質文化史」其實是一種橫跨歷史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某些物件的存在本身，就是某個平民歷史事件留下的痕跡，被封塵的一封信、被雜草掩蓋的一塊墓碑、或是不再重要的一枚徽章，都可能透露出當時社會的制度、權力、與平民的生活方式與思想。
謝老師在講座中以數個「物件的故事」作為例子，以下舉出其中幾個：
被掩蓋的石馬：因暑假作業而發現的歷史
石馬的故事 Photo Taken by Ching/慶
讓我們把時間回到日治的 1933 年，曾在臺北帝大研究伊斯蘭歷史，後任教於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的歷史教師前嶋（ㄉㄠˇ）信次（まえじましんじ，1903-1983），出了一個暑假作業，要學生去蒐集家鄉的「鄉土歷史、傳說與迷信故事」。
其中一名學生小林悅郎在作業中記錄了一則地方傳說：「在三崁店（今永康區北部）附近的洲仔尾聚落，有一座古墓，墓前原本立著兩匹石馬。據說夜裡石馬會出來踩踏農田，因此村民在百年前將石馬埋入地下。」
當謝老師提到這個故事時，不禁令我想起《葬送的芙莉蓮》的一個小段落，內容敘述村民發現農田在夜裡時常遭到古代機器人破壞。這個敘事結構與洲仔尾「石馬」的傳說十分相似，都是呈現出當地人用故事來記錄古代的事物。（只是在魔法世界變成真的事件而已）
這個案例說明了：
「即使不是專家學者，也可以發揮自己的行動力，為保存在地文化、歷史做些什麼」
交錯的記憶：赤崁樓的贔屭與保安宮的白蓮聖母
在歷史景觀中，許多歷史物件的所在位置並不是一直都在我們現在看到的地方，而是會跑來跑去，其意義也不是固定的，而是會隨著不同時代、根據不同執政者的需求、說出不同的故事。赤崁樓的贔屭御碑，就是一個例子。
巨大如這些石碑，在過去兩百年中，也搬家搬了好幾次呢！ Photo Taken by Ching/慶
這批御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787年的林爽文事件。當時乾隆帝派遣富察．福康安與多拉爾‧海蘭察來臺鎮壓起事，並成功解圍諸羅城。事後皇帝為表彰戰功，下令在廈門雕刻十座紀功石碑並加上用神獸贔屭設計的花崗岩基座，運送到臺灣設立，並以「嘉其死守城池之忠義」，取「嘉」、「義」兩字，將「諸羅」改名為「嘉義」。
然而，在運送途中，其中一隻贔屭沉入臺灣海峽，未能抵達。於是原本應有十座，只剩下九座成功抵達台南府城。缺失的一座後來在臺灣用砂岩重新雕刻補足，曾安置於嘉義福康安生祠，因祠久毀壞又碰上日治時期道路拓寬，之後輾轉反側移至嘉義公園保存至今。
有趣的是，沉入海中的那隻贔屭並沒有從此在大海中自由優游。改朝換代後，就被人打撈到，並因其造型，成為代天府保安宮中的「白蓮聖母」石龜。原本放置御碑的凹槽，則被信徒視為能盛裝具有療效的「聖水」之處。
同一件石雕，在不同的敘事中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身分，在脫離原主人後，民間故事也用自己的方式記錄著歷史，真的相當有趣呢！
原本要一輩子駝著御碑的贔屭，一定沒想到會升格成被人膜拜的存在。 Photo taken by Ching/慶
而御碑本身的政治象徵也多次轉變。1930年，日本殖民政府在臺南舉辦「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紀念熱蘭遮城建城三百年時，為了整體展場設計，御碑被移至臺南府城大南門展出。此時，這些物件象徵的意義從「清帝國的武力展現」變成了「日本帝國的殖民成果展現」。
戰後，國民政府舉辦「鄭成功復臺三百年慶典」，御碑又被搬到赤崁樓。象徵的意義再度轉變成「漢人統治的正統展現」。（順帶一提，鄭成功因其日漢雙族血統，在歷史上也不斷被重新定義，有興趣的可以閱讀這篇介紹）
從帝國紀功碑、殖民歷史展覽會，到民間信仰的神聖石龜，這些物件隨著在不同政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不斷被人賦予截然不同的意義。因此，在認識一個物件時，不只要認識創造時的人事時地物，更要了解這個物件在這百年來的過往經歷。可以說每一個重要物件，背後都是一本錯縱複雜的史書。
徽章的意義：保正、甲長的日常與帝國政治
如果說石碑與雕像反映的是宏觀的政治象徵，那麼日治時期的保正與甲長徽章，則提供了一個可以觀察帝國統治下常民的思想與態度的渠道。
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期間，地方行政體系採取「保甲制度」，由地方居民擔任保正與甲長，根據《保甲常識讀本》，在執行公務時必須佩戴官方發給的徽章。
隨著鐵道交通逐漸發達，外地人進入各地的現象變得頻繁，對於地方社會而言，為了能夠迅速辨識誰是官方授權的管理者，就需要有統一的方法。徽章因此成為一種很好辨認的行政標誌。
同時，它也讓政府更方便控制人民：由於執行勤務時必須佩戴，且每個徽章都有各自的編號，遺失後不但不能借別人的來用，還會受到懲罰，透過這樣的物件，行政體系得以對地方幹部進行規範，有效維持秩序。
然而，上述這些是「上對下的看法」，也是我們平時課本上著重的寫法。那麼「下對上的看法」又是什麼呢？
台南仕紳覺得別徽章會弄破精緻的絲綢衣裳；基隆市民覺得在重要場合配戴，可以命令大家對自己大喊「萬歲！」
對佩戴者而言，有人將它視為國家授予的榮譽，佩戴時帶有某種權威與地位，還因此認為自己責任變大，擅自審問小偷（明明沒被賦予這個職權），連值勤以外的時間也很喜歡配戴；也有人覺得徽章別在衣服上會損壞布料而不想配戴。
當認識到下對上種種不同的看法時，才會有種身歷其境、感同身受的想法。因為我們多數人，基本上都會是「下」而不是「上」。
為什麼要保存這些物件？
在清代社會，歷史往往只存在於文人書寫與官方檔案之中。然而，在經歷過日治的市區改正與城牆拆除，臺灣社會上開始出現「這些物件也需要被保存」的觀念。
這種觀念的形成，一方面與現代教育普及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博物館制度的建立相關。從史料館到博物館，物件逐漸被視為公共文化資產。
因此「物的臺灣史」並不只是學術研究，同時也是公眾歷史行動——無論是誰，都可以發起行動來了解歷史與研究物件，並從中理解臺灣「上對下」、「下對上」的歷史、看見歷史記憶如何被不斷重新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