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卻是一個例外，許多國民政府的新政措施，在熊式輝此強人的統治下，持續了十年，而許多臺灣戰後可見的措施，如義務教育、土地改革等等，多已在江西可見雛型，有興趣的讀者可見當年吳景超所寫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談中國當時的經濟發展，而江西是少數比較有實際意義的案例。（蔣碩傑、劉大中、吳景超當時三人，吳留在中國，而另兩人到了臺灣。）
熊式輝治贛期間，推進南昌市政建設，廢除各種苛捐雜稅百餘種，並以軍事化「管教養衛」為施政綱領，試圖在軍事、政治、教育、經濟各層面推動江西的現代化。其施政涵蓋農村改革、地方基層組織動員、保安團設置，乃至交通、教育、經濟、黨務的建設與改革。
而江西之所以在近代史上備受矚目，不僅因其戰略地位，更因它是千年瓷都景德鎮之所在。
與諾獎得主話景德
景德鎮對於理解中國經濟史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該題目卻缺乏高品質的研究。
在Joel Mokyr得2025年諾貝爾經濟獎的幾個月前，筆者曾跟一些朋友邀請他來到哈佛給演講，並邀了當年的諾獎得主(=2024)Daron Acemoglu做評論。而他演講的內容是談中國與歐洲的經濟組織不同，而Mokyr認為西方是透過行會，中國則是透過血緣。不過筆者的一個指導教授Ed Glaeser認為，景德鎮就是一個Mokyr的例外，但當Ed轉頭問我有沒有什麼經濟學頂刊談景德鎮的研究時，我只能搖搖頭說確定沒有。
會後的晚餐席間，Mokyr點了一瓶南非的白酒（此君不喜喝紅酒），我作為後生晚輩，初生之犢，只好繼續Poke the bear，跟Mokyr續聊了景德鎮，聊到就以前讀史之經驗，景德鎮除了傳統的血緣傳承外，行會與商幫亦是強大，而商幫之研究，可見何炳棣等人早期之於商幫的出版物等等，跟Mokyr治歐洲行會出身，對於中國傳統行會竟也有超血緣的運作，也是頗感好奇。
後來跟另一個Mentor，即2023年的諾獎得主Claudia Goldin聊到此事，她一直強調不能拿Mokyr的行會觀點來談美國，因為美國工業發展的歷史下面，連歐洲常見的學徒制都發展不起來，這些都是後話。但以上這些討論，筆者只想點出一件事：理解景德鎮，對於理解中國經濟史舉足輕重。
景德、國家機器與市場可及性
景德鎮位於江西省東北部，古稱昌南鎮，宋真宗以年號「景德」賜名，從此與中國瓷器密不可分。景德鎮製瓷可追溯更早的時期，經唐宋元明清各朝不斷精進，至清代督陶制度的確立，可謂工商官一體不可分。換言之，景德鎮瓷器之興衰，歷來與政治權力的扶持或動盪密切相關：元代設「浮梁瓷局」管理全鎮生產，清代則由朝廷派督陶官專責品質。
而在清帝國崩解之後，景德鎮似乎也走向了沒落，熊式輝初治贛之際，景德鎮陶瓷業正面臨民國亂世的嚴峻考驗，筆者看過當時不少的出版物如《東方雜誌》等看過有人在討論景德的沒落，多半歸咎於民國時期由於長期戰亂，景德鎮的陶瓷生產與市場皆受阻。
一九三二年起，江西省先後成立陶業實驗所與陶務管理局，試圖以現代行政體制重整瓷業。熊式輝的「管教養衛」方針，雖非專為瓷業而設，但其對基礎建設、交通網絡與教育機構的投入，客觀上為景德鎮的生產與對外貿易創造了較佳條件，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講，乃市場可及性的提升(Market Access)。
東京工業學校、杜重遠與江西景德的再興
後來被新疆王盛世才處決的杜重遠，早年曾以公費於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學習窯業。催生了日本現代窯業藝術創作（民藝運動）的河井寛次郎，亦是畢業於這所學校。杜重遠後來在奉天創辦遼寧肇新窯業公司，以窯業革新聞名。
在熊式輝主政的江西，設立了陶務局（該機構前後改名），杜重遠雖然色彩偏左，但仍受邀到了江西來協助改造江西的產業，並對當時景德鎮陶瓷業帶來了深遠影響，杜提倡瓷器生產改革，如試行機械化，生產貼花瓷，並將傳統的木柴燒瓷改為煤炭。
江西瓷業與英國女皇
最能體現江西瓷業與國家相結合的例證，筆者認為莫過於一九四七年英國伊麗莎白公主（她五年後才會成為女皇），大婚時所獲贈的景德鎮瓷器。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指示應以名瓷分送盟邦以志慶賀，力仿乾隆時代風格，瓷質細薄、色調高雅。
根據《景德鎮文史資料》等來源，陶瓷學家汪璠（汪亦畢業於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接此重任，組織專家設計，圖紙空運南京經宋美齡審定後開始製作。這批粉彩「雙龍戲珠」餐具「共一百七十五件」，以純金粉描繪龍鱗、瑪瑙拋光，金碧輝煌。伊麗莎白公主收到後特別高興，並曾回信予宋美齡。此事雖發生於熊式輝離開江西之後，但若無江西十年政治，宋美齡當時便無機會贈此禮物。
尾聲
隨著國民黨輸了國共內戰，景德鎮改生產毛澤東的瓷板畫。英國工黨在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之下，率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往事並不如煙。筆者突然想到，在跟Mokyr吃飯席間，我只強調了血緣、行會跟商幫，我還少了加了一個單位：國家。這似乎要理解中國經濟史的諸多變化，不可不理解的四大結構。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