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形像被英國哲學家霍布斯用為代表「國家」或「主權」，霍布斯其寫下的鉅作《利維坦》，或又譯為《巨靈》，乃西方最重要的作品，不只影響了當代主權的概念形成，也影響了現代國家的觀念，並演變成了西方社會理論的主要核心。
《利維坦》之於西方文明的意義
《利維坦》之所以被視為西方政治哲學的奠基之作，在於霍布斯徹底改變了人們思考政治正當性的方式。今人多半只讀書中的Part1跟Part2，但以厚度來說，Part 3跟4花了巨大的篇幅在批評神權跟教權，算是為西歐的「主權國家脫離上帝」斬了第一刀，後來尼采的「上帝已死」則是後來跟上，再加一刀，說來話長。
在霍布斯之前，西方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概念，多半訴諸神意、傳統或自然法則：君王統治是因為上帝授權，貴族治理是因為血統高貴。
霍布斯將這一切掃到一邊，把政治的基礎從天上拉回人間：國家的存在不是因為神聖的旨意，而是因為人性恐懼與理性的算計。人們服從主權者，不是出於愛戴或敬畏上帝，而是因為不服從的代價是回到「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狀態。
這套以社會契約為核心的論證，直接影響了洛克、盧梭與康德，也間接塑造了現代民主國家的理論根基。即便後世的思想家幾乎都在反駁霍布斯，他們仍然必須在霍布斯設定的框架內反駁——這正是霍布斯作為先行者的特權：大家可以不同意他，但沒人得以繞過他。
平等的自然狀態與不平等的政治現實
而作為社會理論，霍布斯的「平等觀念」，顯然影響了盧梭等人。讓我們讀讀他的第十三章 （由筆者譯，為保留口氣，完全省去AI校正）：
在自然狀態之下，人生而平等，力氣上雖有差異，但弱小的透過共謀也可以殺掉強壯，智力上雖然有差異，但Prudence本質上是一種經驗，未經世事的天才仍然可能犯了販夫走卒不至於犯的錯。 自然狀態下的平等，不是問題的答案，反倒是問題本身，因為沒有誰真的超越誰一等，於是兩個人想要同一個東西，但卻又不能同時享用的時候（稀缺的假設），便會成為敵人，競爭這一樣東西，人們這樣做，少數出於歡樂，多數是出於求存(self conservation)，他們想辦法要毀滅對手跟奴役對手，較弱的人組織起來侵略強的，而那些侵略人的人，也隨時擔心成為別人的奴役。 人們互相猜忌，而自保之道便先發制人（anticipation），用武力或詐騙傷害別人直到沒有人可以傷害自己。在自然狀態下，在沒有超出自我求存的限度下，這種侵略是大家可以忍受的，少數人出於求存之外的原因，願意提供額外的侵略，而其他樂於安分守己的人，不願意整天侵略別人，但也不能只靠自己來保護自己，於是統治權的擴張成為了求存的必要條件。在沒有權力的地方，是沒有快樂的地方。相反的，人們是很哀傷的。
以此為開展，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提出了一個看似矛盾的命題：人生而平等，但正是這種平等催生了最殘酷的不平等。
他所謂的平等並非道德意義上的平等，而是一種事實陳述：縱使體力有強弱之分，弱者透過共謀仍足以殺死強者；即便智力有高低之別，未經世事的天才仍可能犯下販夫走卒不至於犯的錯誤。（同樣的觀念，後來也是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作為起手式）
至於所謂的「Prudence」，也就是審慎的判斷力，在霍布斯看來不過是長年經驗的累積，而非天賦的特權，只要誰都可能「留守殘局」，便能培養這種審慎的能力。
這種近乎殘忍的叢林平等觀，構成了他整套政治哲學的起點。之於霍布斯，自然狀態下的平等本身並非解答，反倒是問題所在。這便是他「自然狀態」的觀念。
既然沒有人真正超越他人一等，當兩個人同時渴望一樣無法共享的東西時，衝突便不可避免。霍布斯預設了資源的稀缺性，而在稀缺之下，平等的人們彼此成為敵人。這種敵意大多數並非出於惡意或征服的快感，而是出於最基本的求存本能。人們想方設法毀滅對手、奴役對手，不是因為他們天性殘暴，而是因為不這麼做便可能反過來被毀滅、被奴役。
由此衍生出的是一種普遍的猜忌狀態。
當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威脅時，最理性的策略便是先發制人——用武力或欺騙傷害他人，直到再也沒有人能夠傷害自己。霍布斯認為，在自然狀態下，只要不超出自我求存的限度，這種侵略行為是可以被容忍的。
問題在於，並非所有人都樂於持續侵略。霍布斯觀察到，多數人其實渴望安分守己，不願意把一生耗費在攻擊他人之上。但弔詭的是，這些人也無法僅憑一己之力保護自己。少數好戰之徒的存在，迫使所有人都必須隨時備戰。於是，統治權的擴張不再是野心的產物，而成為了求存的必要條件。這正是霍布斯論證中最精妙之處：不平等的政治秩序，恰恰誕生於平等的自然狀態。
尾聲
對臺灣讀者而言，霍布斯的論述或許帶有一種不舒服的熟悉感。我們身處的國際環境，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缺乏共同權威的自然狀態，國與國之間沒有真正的利維坦，多半是實力的消長與猜忌的循環。霍布斯提醒我們，和平從來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需要被建構、被維持的人造秩序。那些渴望安分守己的國家，同樣無法僅靠善意來保護自己，而是必須依靠武器與外交。
霍布斯的思想常被批評為過度悲觀，但或許更準確的說法是，他對人性抱持著一種清醒。平等不必然通向自由與博愛，它同樣可能通向恐懼與戰爭。問題從來不是人性是善是惡，而是在沒有秩序的情況下，即便是善良的人也會被迫做出殘忍的選擇，
之後再往下討論洛克與盧梭，希望可以有一天走到尼采跟佛洛伊德，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