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臺上的同學│白恐下的人性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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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伊始:戰火下的學院生活

1949年的春夏,就讀上海江灣國防醫學院20歲出頭的你正值對一切皆無知而無畏的青春年華,為了在變幻莫測的戰爭中完成學業,你跟隨著學校四處遷移,而這一次,你和同學們搭上了安達輪,航向海峽彼岸那座未知的亞熱帶島嶼;懵懂之間你未曾意識到,此番別離並非僅為你生命中短暫的遠行,實則是故土與血脈的剝離,未來的你再難回到那片有著家人與念想的土地之上。

初來時因戰爭未了的不確定性和教師們忙於傷兵救治,大部分的時候學生們都在自主探索公館水源地校區附近,但因為國防醫學院軍校的性質,組織社團或舉辦活動都是被禁止的,然而,在你們學校附近的的臺灣大學,他們的校園內有著各式各樣的活動,這另本就蠢蠢欲動的青年們飽受吸引,雖然你遵守規定未曾涉足,但就你所知,有些同學似乎跨過了當時汀州路上的新店線鐵路和臺大學生交往甚密。

若萬事皆停留於此未曾改變就好了,可是在隔年(1950年)校園內的氛圍直轉急下,你頻繁的感受到一舉一動皆被注視,政治指導員說這是為了要整肅校園內的「匪諜」,但這種被監視的感覺讓你緊張不已,然而,夜晚的恐懼更甚:你親耳聽見自己的同儕被叫了出去,卻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你只知道他們說被帶走的同學是政治犯,據說都是在思想方面出了問題,但對真正的「罪因」卻一無所知,你的心中只有惶恐與困惑,下一個會是誰?會是我嗎?



「生與死/人與物」:壓迫中的混亂與覺醒

隨著時間的流逝,校園表面上的秩序似乎未曾被打破、課程依舊按時進行,然而揮之不去的被監視感仍如影隨形,憂慮自己語言與思想是否合宜的不安逐漸成為了你性格中無法抹去的一部分,而這種為了生因此潛藏在意識深處的恐懼,在面對不可過問的死時被推上了另一個巔峰。

你看見大量帶有彈孔的遺體被運到了學校門口簽收,一批一批的來、十幾具十幾具的送,這樣直接的畫面衝擊著同學們的心靈,你們在心底一遍遍祈禱這些人不是思想犯,但卻無人可以將自己的恐懼宣之於口,你心裡明白,當初跟隨學校隻身來臺,在這個地方舉目無親,若被判刑、離開了學校便會在這個社會上落入孤立無援的境地,於是你學會了,學會了只看到學校想讓你看到的:這一具具「解剖材料」都僅只是無名的死刑犯,不必在乎他們作為人究竟是誰,抹去他們的身分,只管解剖就好。

如此為了活命而麻木的視野卻在一天被撕裂了,你在解剖臺上看見了你的同學霍振江,你知道他曾經鮮活且獨特的生命性格,現在卻帶著清晰可見的彈孔、被視為解剖材料擺在這裡,沒有人說話,空氣中只有心跳與壓抑的呼吸聲交錯。你想起那些被夜晚帶走的同窗,想起曾經心底的祈禱,如今全都被粉碎,「生與死/人與物」之間曾經混淆的界線重新清晰,每一具屍體都不再是「無名死刑犯」,而是一個曾經活過的人,一段曾經完整的生命。

你胸口的沉重幾乎將你壓垮,麻木的理智與滾燙的情感在腦海中碰撞,你的手指不自覺地顫抖,眼前的解剖臺彷彿成為一個不可逃避的審判場;霍振江的面容、彈孔、冷漠的白布、周遭死寂的空氣,所有的細節都順著被沖擊撕裂開來的裂縫,爭先恐後的湧入你以為本已麻痺的靈魂之中——你第一次真正意識到自己曾差點放棄作為人的情感,跌入生與死的深淵,而這種壓迫、恐懼、麻木與悲痛的混合的感覺,在胸口之中沸騰著將你喚醒。



真正的抉擇:情境中下刀與否

在意識到遺體並非扁平的解剖教材之後,真正的抉擇才由此展開。

在不考慮任何條件的情況之下,我們可以選擇跟從自己的情感,拒絕下刀解剖同學,這也不純然是理智上的選擇,而是當我們面對與自己親近的人時,對方的死亡已然帶來了巨大的情感衝擊,讓我們一時之間無法承受,甚至會落入無法行動的境地,就如同至親過世時,強烈的悲傷會使人暫時失去行動能力,這種情感上的壓力,不只是心理上的困擾,更會影響我們的實際操作能力。

此外,若選擇解剖似乎代表了你放棄了為你同學作些什麼的權力,我們對於是否為某件事情負責很大程度是建立在關係的親近與否之上的;而當你看見因為「思想問題」而遭槍決的同學躺在解剖臺上時,他身上的彈孔跟這不確定的罪名,無一不昭示著這個社會已經用死刑放棄了他的存在,而你作為他的親近好友,若你就此聽從命令下刀,就意味著你也放棄為他爭取真相的責任,讓他淪為一個不帶任何情感連結的教具,就此失去他最後一絲擁有身為人的尊嚴之可能。

然而切莫遺忘當時的時代背景,當你面臨威權政府的肅清時,再強烈的情感或對真相的渴求都沒有辦法被視為一個可以接受的理由保障你的人身安全,也許我們可以考慮換個角度考慮這個問題,若你選擇下刀解剖同學,並非是因為你不在意同學的死亡,這樣的選擇就只代表了你對現實狀況的明確認知:人的死亡是一個既定事實,不論你選擇下刀與否都沒辦法回過頭去改變生死,而死者所遺留下來的身體,也無法回應或乘載生者的意志,在那個當下你所能作的就只是保全自身性命,期望在未來的某一天之後,由你作為記憶的紐帶,保留下屬於親近好友的生命側寫。

換而言之,就算你選擇壓抑情感對同學的遺體下刀解剖,這並不意味著人性的喪失,反而恰恰映照出了人在極端壓力下的生存策略,大方地承認了死亡的不可逆、也承認了人受到特定環境限制下所能做的有限選擇;當我們回過頭來檢視或設想自己身在相同處境之中時,切莫遺忘時代背景與環境對一個人能造成的影響,因為唯有在這些微小可能的縫隙之中,才是真正屬於我們能夠抉擇的空間。



故事的結局:幸也不幸

說了這麼多,在歷史上這個故事究竟走向了何方呢?

1953年1月24日霍振江在緊鄰國防醫學院的河岸邊——水源地刑場被執行槍決,令人唏噓的是當時行刑的方式是用槍抵住受刑者背部、朝心臟開槍,而在水源地刑場槍口所指的方向正與國防醫學院遙遙相對。

對霍振江而言,他生命的最後一刻抬頭所能望見正是那座乘載著他的理想的母校;然而在槍響之後,他再也無法與當初的同窗一起完成學業,奔赴未來。

行刑後因霍振江隻身前來臺灣求學,並無親屬能夠領回其遺體,將其送至國防醫學院的浸洗池(福馬林池)中防腐與浸泡,原本規定浸泡三個月後的無主屍才會轉作為解剖教學用,然而不知何故,霍振江的遺體僅在不到一周內就準備被送上母校的解剖台,這樣的衝擊引爆了學生與教師心中躁動不安的情緒、強力反對,最終,由教受解剖學的巫祈華教授拒收其遺體,並由眾人集資將其火化、安置骨灰。

霍振江遺體的最終得到相對妥善的處理,但此事件的創傷仍未消散,這場衝擊最終導致了一位同校學生在事發一個多月之後於水源地後山上吊自殺;而即便當時有將霍振江的骨灰安置,但仍因為年代久遠、外省籍的同學不熟悉廟宇等因素至今仍未循得霍振江前輩的骨灰。

而在此之後國防醫學院也提出要求,遭槍決國防醫學院學生遺體,不可再送回國防醫學院作為解剖教材。



結語與反思:過去的他們/當代的我們

當我們依循歷史脈絡回顧了那群時代造就的漂泊者,我們不僅看到了受害者的死亡,我們也看到倖存者在極端政治壓力下所做出的有限可能選擇。對當時的學生而言,每一次面對的選擇,都不是單純的日常生活,而是對人性、對自我生存策略的考驗[註1]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制度與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塑造力有多麼強大:在極權與恐懼之下,即便是理想、情感與正義的衝動,也可能被迫暫時沉默。另一方面,它也啟示我們,記憶與行動的力量,正因有學生與教授勇於反對,霍振江得以安葬,這份努力成為對尊嚴的守護,也讓歷史留下更寬廣的描述。

今天,當我們回望這段歷史,不僅是悼念已逝的生命,更是提醒自己切莫遺忘,透過具體的事件填補了「白色恐怖」僅作為歷史課本上的名詞空過於空泛的內涵,確實的理解到人類從來都沒有能力改變過去,但對於制度的不義與社會的壓迫我們仍然可以選擇看見、記住、反思,並在屬於自己的當下做出行動。



註解

  • 註1:網路媒體《沃草》曾推出的互動式網頁〈模擬人生│你是戒嚴時代的誰呢?〉提供了我們一個在戒嚴時期生活中各種看似尋常的選擇能造就什麼樣影響的體驗,若有興趣不妨體驗看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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鵜鶘冠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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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哲學跨域理論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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