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餘孽

人間失格、反動透頂

今年3月14日，賴清德在一個公開場合中說：國統時代比日治時代“對台灣人民還要差”，聞者有呼“驚世駭俗”者，實少見多怪，蓋賴清德在競選總統期間已說溜了嘴：“中華民國的憲法是災難。”對有前科者還故作吃驚做啥？

固然，賴清德發此言目無原住民（執政黨近期甚至替日本人去收拾一位曾在東京靖國神社鬧事的原住民立委）。他籠統泛指“台灣人民”。若論國府戒嚴時期的“暴政”，可說是“有誅無類”。1947年的“二二八”罹難者是本省人居多，從1949至1953的“白色恐佈”則是國民黨政權在“清洗”自己從大陸帶來那批人裡的“雜質”，有潛伏在國府高層的，也有國共戰爭期間中共派來建黨的（在此之前島內惟日共系統的台共），台灣地下黨當然需要在地化，以本地人為主，但無關宏旨，與政權的矛盾並非族群矛盾，乃是階級矛盾。

當年國共戰爭若共方“解放”台灣，不會有今日的民進黨賴清德，也不會有今日台灣躋身“發達國家”之列，更不會累積豐厚的外匯存底可供現政權作靠美的投名狀。這裡暫擱置兩岸是否該統一的議題，當年大陸在韓戰中與“聯合國”為敵、受全球制裁逾三十載，與蘇聯東歐集團決裂後益形孤立無援，內部更走上越來越左的“不斷革命”，並非與全球經濟的現代化接軌，這無疑替台灣留下發揮空間。賴清德命題遂具有嚴重的偏頗性。

韓國亦曾經歷威權時代，其走上“民主化”在1980年代後期，與台灣同步。但誰能小覷三星、現代、SK、LG等威權時代的結晶？—雖然是在鎮壓民權尤其剝奪勞工權利的基礎上打造的。後威權時代推動轉型正義勢在必行，但觀歷史切忌片面化，正是社會富裕至某一水平才會把“轉型正義”提上議程。今日若有韓人妄言祖國留在日本帝國內會更好，上國日本早步入議會政治，且（在1980年代）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比韓國所屬的“四小龍”體面多了。這類日據餘孽不被揍死的話，就會被綁上緊身衣、架去看精神科。

今日一般以“戀殖”標籤殖民地餘孽。若其位居一國之首，則是“人間失格”，尤其他宣假誓效忠的“中華民國”乃日本處心積累侵略達半個世紀者，造成軍民死傷慘重、財產損毀無算，且製造南京大屠殺這類歷史性標竿慘案；國家發展亦被遲緩半個世紀。

失格之餘，猶屬反動透頂。二戰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之勝利結束，建立共識：日本軍國主義與納粹德國罪孽同構，能佔有殖民地的大日本帝國亦以此定性。賴清德之“戀殖”卻其道不孤：2019港暴期間，港英餘孽為了建構“香港民族”，必須另建構“支那人”作為一個對照組：這個“新認同”惟經由仇中方能生成。對“大東亞聖戰”歷史盲的戀殖者卻斷章取義了一個戰後日本人不敢再提的辱華名稱。惟其無知，故冒了天下之大不韙仍不察：是站到了韓國和東南亞諸受害國之對立面。殖民地台灣還很榮幸曾參加皇軍對華作戰（尤其武漢會戰），並作為帝國南進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前瞻基地否？

中共地下黨如何撐過“二二八”？

賴清德之“日治時代勝國統時代”論，歸根究底可回溯至“二二八”宿怨。該事件呈現複雜性，隨著時代的遞嬗，生成新的視閾，釐清程度可望不斷進階。試從當時中共在台地下黨這個“小眾”角度切入，或會碰上一些驚奇。

當“二二八”爆發時，中共對台滲透方展開。按照共產國際原先“一國一黨”的規定，日治台灣是日共支部台共的活動範圍，中共與它只有友黨關係，因是同胞，在大陸（尤其在上海）活動的台共反而與中共接觸較多，卻無改分屬兩個指揮系統之實。1945年日本戰敗，盟國把甲午後日據的台灣歸國府接收，至1946年，中共方騰出手來在香港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潛入台灣籌組省黨部。待“二二八”爆發時，地下黨員僅70來人，仍組織了外圍在雲嘉南地區舉行了武裝起事，但聲勢不如台共在台中地區組織的“二七部隊”。

總的來說，在這次自發性的、非初生台工委可左右的民變中，工委的態度是保存實力，以待迎接解放軍的來臨，故大部分仍保持潛伏。基隆工委即其一例，後者待至1949下半年始被破獲，乃台灣進入“白色恐怖”初期的大案。基隆工委書記乃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其事蹟待至解嚴前後在侯孝賢的電影《好男好女》(1985)、《悲情城市》(1989)以及藍博洲的報告文學《幌馬車之歌》(1991)裡始獲重視，但諳其來龍去脈者仍屬“小眾”，至進入21世紀，以當年基隆中學案為背景的《返校》(2019)，因採魔幻寫實表達，對“大眾”反造成認知障。

鍾浩東

自日本殖民台灣後，一直有不欲當“亡國奴”者試圖恢復中國籍，有在抗戰前已回歸並參加國民政府的，也有參加中國青年黨的；有更早在北伐前就入黃埔軍校的；更多的是抗戰爆發後往大陸參加抗日。最早的回歸者可能是丘念台，日佔台灣後童年即隨父遷大陸，名字乃其父丘逢甲勉其不忘台灣之意。有趣的插曲是：丘念台原名“臺”，後因蔣介石發黨部委任狀時寫成簡體字，原名與另一回歸者黃朝琴的筆名之一“念臺”同。可見雖立場各異，其出發點略同。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者如連震東、黃朝琴、謝東閔、李萬居，甚至丘念台等，因“二二八”都成了“半山”即台奸之義。黃埔畢業生李友邦則因思想左傾在“白色恐佈”下遭槍決。

李友邦

屏東人鍾浩東及其配偶蔣碧玉（蔣渭水的養女）一夥則在抗戰爆發後，前赴大陸抗日，加入了丘念台的“東區服務隊”，屬於張發奎將軍的第四戰區。當時還有台北人李友邦將軍在福建龍岩組成的“台灣義勇隊”，隸屬三民主義青年團。鍾浩東後與中共在香港附近的抗日武裝東江縱隊接觸，不及入黨日本已投降，1946年回台後始由吳克泰介紹入中共地下黨—即在1947年介紹李登輝入黨的同一人。鍾浩東受丘念台和李友邦的推薦，接任基隆中學校長，並把它發展成中共在台工委基隆支委的總部。

在二二八期間，到處都發生暴民在打“阿山”（外省人）。根據《幌馬車之歌》裡校內同事的回憶，有一段時間“校長整天都不見人影，不知去向。因為他身穿中山裝，又在大陸待過好些年，神態看起來像外省人”，大家都擔心他會遇害。後來他安然回來，開始擔心事態若惡化，學校會斷糧，校內的幾名外省同事首先會餓死，且有全體入山打游擊的想法，遂決定先安排外省同志到南部家鄉，卻慮及“火車上會有帶武士刀的台灣人盤查身分”，於是就請會講日文的校內同志護送。

根據蔣碧玉的口述：“事變後，台北延平學校、建中……等各校的學生都大量失蹤，而基中的學生卻一個也沒出事。浩東於是故意問我說：‘你看，我教的學生好不好？他們都盡力照顧學校的外省老師，一點事也沒有。’… 也因為這樣，事變後有很多本省籍的中學校長被解僱了，浩東卻安然無事。”

鍾浩東在當年暴民眼中無疑是典型的“半山”。他在國民黨一方似乎也成了模範生。二二八後，鍾浩東幫一位因參加學運上了黑名單的學生轉學，用了“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常務委員”的身份，該是進入了丘念台的內圈。丘在事變之前曾任台灣省民政廳長，事變後被委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雖力推沒推掉。出任副主任委員的則是李友邦。

鍾浩東的例案卻非台民起義期間以“半山”身份庇護“阿山”，乃屬不同的來龍、不同的去脈：他保存了中共在基隆的地下黨，以便時機成熟時起來推翻國民黨政權。族群仇殺乃與社會主義兩極化的思維，其最標竿的表現莫如納粹的屠猶。

“境外敵對勢力”的系譜學

根據上引報告文學，二二八期間“火車上會有帶武士刀的台灣人盤查身分”，在《悲情城市》這部電影裡，被形象化為梁朝偉飾演的聾啞人在座位上面對凶神惡煞的暴徒，無聲卻力竭試圖用台語擠出：“哇係台灣郎！”。

這裡生出兩個疑問：其一，曰鍾浩東“身穿中山裝，又在大陸待過好些年，神態看起來像外省人”，他一度失蹤，家人和同事都擔心他遇害。然而，鍾浩東是在台灣長大的，若遇到盤問關卡，不論閩南話或日語該都可過關，事情該出在他一眼就可看出缺乏本地氣質。那麼，是否也有只看外表而非考方言即施暴的現象？李敖說二二八期間發生暴民只看女性穿旗袍的就強姦，不知有所本否？

其二：在大街和交通線上攔人盤問是用閩南話還是日語？《悲情城市》裡是前者。但若是同文同種，閩南語該不足作為辨認“境外敵對勢力”的準則，蓋大陸的閩南語族群比台灣的龐大，因此勢必是日語。

賴清德近日“崇日砸國”之妄言，徐國勇早已鋪路。他曾說台灣是二戰“終戰”後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私相授受給“中國軍閥”蔣介石的，“中華民國”無合法性可言，當記者問他立於其上的土地既非“中華民國”、該是哪一國？答案：“當然是日本。” （詳《“台澎地位未定論”的奇異生涯》）有鑑於此，今日民進黨頂峰的言論與二二八事件中的“打阿山”行動之間似有傳承關係。

民進黨的“大罷免”可比擬作把不承認這個“假東洋國”因而被“外來化”的人士拉下火車廂、用武士刀砍殺之舉。當然，“時空環境變了”，用的不是武士刀，而是柯建銘揮舞的“刑法第100條”，乃戒嚴時期可用《懲治叛亂條例》判決的普通刑法，如今，頭頂上的惡法雖廢，不以思想入罪，仍可用執政黨定義的“行動”定罪。換而言之，是把被重新發明為“境外敵對勢力”的在野黨拉下來後，通通關進土城監獄，永絕後患。至於大罷免期間“青鳥”當街騷擾行人，尤其盤問有大陸腔調者，該是“二二八”退化的盲腸了。

若說“大罷免”是前一個時代“打阿山”的重演，乃膚淺之論。甚至說“大罷免”給予了“二二八”一個新詮釋，仍然是犯了“實證主義的謬誤”，亦即視歷史事件為物理物件：有一個原件擺在那裡，繼起的詮釋只是添油加醋而已。我這裡用的是詮釋學的“視閾融合論”(fusion of horizons)，即以“大罷免”這個視閾和“打阿山”這個視閾相互詮釋，從而產生新的理解。有了“大罷免”進階的“境外敵對勢力論”，方可對照在二二八“原事件”時代自身無可能覺察的那種“原初性”(inchoate state)。

“二二八”時代的“阿山”的內建定義即“來自唐山”。在清代，台灣常爆發閩南系與粵客家系的械鬥，以及閩南系內漳泉械鬥，他們其實都來自“唐山”，但將原住民驅趕至山地後，就把自己“原鄉化”，而一波又一波的“新唐山”移民前來爭奪土地資源、挑戰既有的社會層階，則成了“境外敵對勢力”。林爽文起義，即以成立於漳州的天地會吸收隻身來台（所謂“羅漢腳”）的漳州人，揭竿而起，而已置產成家的泉州人與客家人則支持朝廷去撲滅他們。可參考爆發自廣西的太平天國之亂，亦具類似的族群衝突背景：從廣東湧入的“境外敵對勢力”客民用“拜上帝會”抱團，廣西有恆產的本地人遂力挺清廷建制。

待台灣被真正的“境外敵對勢力”日本征服，則天下太平了，對岸的中國人變成必須申請入境的“外國人”，“新唐山之亂”也就止住了，“阿山”漸成一個中性名詞。二戰改變了這一切，絕大部分日本人被遣送歸國，從此永絕於“境外敵對勢力”之列，而“光復”則重啟“新唐山之亂”，這次卻非對岸濱海的那個迷你“唐山”，而是來自36省的人“泰山壓頂”，從此“後患無窮”，成為中國全境內戰兩大壁壘之一方。顯然，在二二八“打阿山”時代，台灣住民應對新形勢，仍用了父祖輩的概念範疇，似乎沒有否認自己是漢人。

那麼，強迫路人說“日語”是怎麼一回事？是認同日本為祖國，視中國為侵入的敵國嗎？當時日本處於亡國狀態，由盟軍司令麥克阿瑟統治，而這波大陸客亦非來自泉漳和粵客家等熟悉的“唐山”，自幼受日語教育長大的台灣人根本聽不懂這批外來客的“普通話”，因此在辨認攻擊對象時，就勢必用是否能說日語作判別。

二二八時代的“打阿山”現象雖不是一個學術禁區，卻是一個盲區。“光復”時期的國民政府把民變歸咎於台灣人受“奴化教育”，而不直視自己的稗政，進行血腥鎮壓也是以本省人殺外省人為原由。現在是到了重新認識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