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介紹了 Barad 的激進想法：沒有先於關係而存在的個體。每一次互動都在重新定義「我們是什麼」和「AI 是什麼」。
但這還是很抽象。今天我想讓這個抽象變成具體的、可以觀察的、甚至可以感受到的東西。Barad 發明了一個詞來描述這個具體的、微觀的過程。她叫它 agential cut——能動性切割。
一、那個詭異的不安感
我們用 AI 翻譯了一封英文信。我們花了十分鐘寫 prompt、調整、檢視。最後 AI 給出的中文版本完美得不行——措辭貼切，語氣自然，連文化細節都考慮到了。
我們複製粘貼，發出去了。
五分鐘後，我們開始感到一種詭異的不安。
我們問自己：這封信是我寫的嗎？
如果答案是「是」，為什麼我們會感到有點彆扭？那些措辭、邏輯、表達方式——它們不完全來自我們。它們有 AI 在裡面。
如果答案是「不是」，那作者是誰？AI 寫的嗎？但 AI 也沒有主動做什麼，它只是按照我們的指令工作而已。
這個不安來自什麼？
來自邊界的模糊。具體來說，來自一個 agential cut（能動性切割）的位移。
二、什麼是 Agential Cut
Barad 從量子力學借用了這個想法。在量子實驗中，有一個關鍵的步驟：我們必須決定「在哪裡劃一刀，把『觀測系統』和『被觀測對象』分開」。這個劃線的位置完全改變了實驗的結果。
不同的 agential cut，就產生出不同的現象。
Barad 把這個概念從物理學帶到了社會理論。每一次具體的實踐（practice），都涉及一個 agential cut ——一條看不見但確實存在的線，分割著「什麼是主體、什麼是客體」。這條線決定了誰是能動的、誰是被動的、誰負責、誰的行為被看見。
更重要的是，這條線不是自然存在的。它是被特定的物質安排（apparatus）、制度、習慣、設計所劃定的。
三、三個案例：Agential Cut 的三種位置
### AI 翻譯的案例
在翻譯任務中，agential cut 通常被劃在這裡：
我們是「意義的來源」，AI 是「語言轉換器」。
我們有了想法，我們用英文表達，AI 負責把它們轉成中文。意義先於翻譯而存在。翻譯只是改變載體，不改變本質。在這個設定下，翻譯的責任在我們。語法的準確性在 AI。邊界很清楚。我們感到舒服。
但問題是，這個 agential cut 真的是客觀的嗎？不是。它是被這個具體的使用情境所決定的——我們預先決定「我要翻譯這個文本」，那麼 agential cut 就自動被放在那個位置。
### AI 做決定的案例
現在想像另一個場景。我們問 AI：「我應該接受這個工作機會嗎？」
這時候的 agential cut 就很模糊了。
誰在思考？是我們在思考，AI 在提供素材？還是我們和 AI 一起思考，這本身就是一個共同的認知過程？誰是「決定者」——是我們，因為最後這份工作的接受或拒絕由我們決定？還是 AI，因為它提供的論點其實改變了我們的決策框架？
在這個案例中，agential cut 就開始移動了。邊界變得難以確定。我們可能感到困惑——我是被 AI 勸說了嗎？還是我自己做的決定？
### AI 讓我們發現自己「不行」的案例
更微妙的一個：我們花了兩小時，寫不出一段滿意的文案。它總是太啰嗦，或太冷硬。我們試了十幾個版本，都不理想。
我們把我們的素材塞進 ChatGPT，加上簡短的 prompt。三十秒鐘，AI 給出了一段完美的文案——簡潔、有力、有靈魂。
在這一刻，我們被重新切割了。
原來的 agential cut 是：「我們是創意者，AI 是工具。」現在的 agential cut 變成了：「我們是不擅長文案的人，AI 是文案高手。」或者更精確地說：「我們的寫作能力不如 AI，AI 的寫作能力比我們強。」
注意，AI 的模型沒有變。同一個 ChatGPT。改變的是什麼？是我們對自己和 AI 之間邊界的認識。更準確地說，是我們對「能動性應該在哪裡」的認識。
四、累積效應：微切割的重疊
每一個 agential cut 看起來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次翻譯、一次決策諮詢、一次寫作協助。
但它們會累積。
想像我們過去一年，平均每天用 AI 十次。那就是三千六百五十次 agential cut。每一次都是一次小型的「誰是主體、誰是客體」的重新定義。
最開始的時候，我們可能很清楚：「我是使用者，AI 是工具。」但經過三千六百五十次 cut，這個邊界已經被無數次微調了。
也許第一千次的時候，我們開始注意到「AI 在某些領域比我們更能幹」。也許第二千次的時候，我們開始習慣性地先問 AI「它怎麼看」，而不是先想自己怎麼看。也許第三千次的時候，我們開始感到「自己在退化」——一些我們曾經能做的事，現在沒有 AI 幫忙就做不了。
這不是因為 AI 的演算法在某一刻發生了突變。而是因為每一次 agential cut 都在微調我們對自己的認知邊界。累積起來，整個自我認知的邊界位置就被移動了。
我們沒有被一個大事件改變。我們被無數個微切割重新塑形了。
五、誰在控制這些切割？
這裡有一個更深的問題。
Agential cut 不是客觀發生的。它們被特定的「裝置」所決定。
什麼是「裝置」？在 Barad 的框架中，裝置就是那些塑造互動方式的具體物質安排。在量子物理中，裝置是實驗儀器。在人-AI 互動中，裝置是什麼？
裝置是介面。
ChatGPT 的對話框怎麼設計，決定了 agential cut 會在哪裡。Midjourney 的 prompt 輸入框怎麼設計，決定了我們和 AI 之間的邊界在哪裡。Grammarly 怎麼嵌入我們的文字處理器，決定了 AI 的存在感和能動性。
這些設計不是中立的。每一個設計選擇都在預先決定「誰應該被看見為主體、誰應該被看見為客體」。
Google 的團隊決定設計成什麼樣，就決定了數百萬使用者的 agential cut 每天會在哪裡。
六、一個尖銳的問題
如果 agential cut 不是客觀的、不是自然的，而是被「裝置」（介面、制度設計）所決定的——
那麼，誰有權力決定這些切割應該在哪裡？
使用者有嗎？通常沒有。我們打開 ChatGPT，我們根本沒有選項去改變對話框的設計。
AI 公司有嗎？當然有。他們決定介面，他們實際上在決定我們和 AI 之間的邊界。
政府有嗎？有一些國家開始規管 AI，但通常是後知後覺的。
Barad 會說，真正的民主問題不在於『AI 應不應該存在』，而在於『誰應該有權力決定 agential cut 應該在哪裡』。
七、小結：覺醒的第一步
我們以為我們在「使用」AI。
但實際上，每一次使用都是一次 agential cut——一次「我們是什麼、AI 是什麼」的重新定義。
有些 cut 我們注意到了（像翻譯的那個不安感）。大多數 cut 我們沒有注意到，因為它們太微小、太日常、太習慣性了。
但它們在累積。它們在改變我們對自己的認知邊界。
Barad 要提醒我們的是：這些切割不是客觀的、不是自然的。它們是被設計出來的。既然是被設計出來的，就可以被質疑、被改變、被重新設計。
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參與那個設計的決定？
下一篇，我們會更深入地看到：這個「裝置」到底是什麼？介面設計怎麼就等於本體論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