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就業率多落在 10% 或更低。」
「只有不到一成能勉強找到兼職或正職的工作，是全部身心障礙類別中就業率最低的，遠遠低於肢體障礙者的 6 成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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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15歲發病那年，就開始嘗試找人生第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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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因發病離家出走。一個人瘋狂、失去理智地，騎著偷來的腳踏車，翻山越嶺地流浪到遙遠的城市，隨便地去應徵了一份飲料店的工作，只想靠自己的能力謀生下去，不想住在家庭失和的家裡。結果被店員阿姨認出我是離家出走的孩子，馬上被趕了出去。後來病情惡化，我在更遠的城市流浪，被警察半夜抓到帶回家。從此展開一連串與疾病、求職、挫敗纏鬥的日子。
由於早年家境並不好，父親同樣罹患思覺失調症（我們是遺傳的）。他靠著保全工作，一天工作 12 小時，一天薪水只有 1000 元，卻需要撐起一家六口。生活的艱難，讓我從小就認為：「讀書就是為了賺錢。」
我在國小、國中時是資優生、模範生，還拿過縣長獎。國中同學們後來多半考上台大、清大、政大、師大，等知名頂大。我本來也有那個機會，卻在十五歲那年，因感情創傷發病、自殺跳樓，幸運的是沒死。但那時的我，還不知道自殺未遂的我，接下來會經歷什麼、會有多慘……。
出院後，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我可以去打工了！」。名義上，講好聽點是想幫家裡分擔經濟，其實難聽點是渴望（一點也不重要的）：「金錢的安全感」。那時我做了一個人生中最大的錯誤決定 —— 商門左道地，去讀高職夜校。
我天真的以為去唸高職夜校，白天就可以順遂地，在社會上找到打工。但沒想到病情帶來的正性症狀（幻覺、妄想、情緒不穩等），讓我在職場上飽受欺凌；學校裡也同時遭遇流氓、風塵同學的霸凌（他們很多都刺龍刺鳳的）。高職花了五年還讀不完，一直休學、復學、中輟。在學校像顆炸彈，四處爆發，最後甚至需要報警求助。我有一陣子只要看到青少年，都會有種莫名的恐懼感。高職的輔導老師，好像不跟我講話會死的樣子。
那段時間，我白天每天都拿著便利商店買的十元履歷表，也不懂得要貼照片、也沒有什麼學經歷，盲目地騎著腳踏車到處一家一家店投遞。大太陽底下，我每天邊騎邊哭。應徵時被問：「為什麼想來應徵？」我只會說：「我只是想要有一份工作。」但幾乎每一份工作，不是十分鐘內被炒魷魚，就是兩、三天內被辭退。每次失業，都宛如一次刀劃斷了我自己。
我也曾去醫院應徵志工，純粹是想練習工作、學習做事。但因為當時病況較嚴重，有發病的狀況，醫院社工告訴我：「我們不想要這樣的志工。」就這樣，我被社工「炒魷魚」。那時我才發現，自己原本以為的「社工都是天使」，不是如此，並非每個人都能理解我的處境。
我也曾在幼稚園打工，一個月只有 7000 元的薪水。對我來說，生活根本撐不下去。而我也根本無法在幼稚園工作，做超過一或兩個月，都是因為生病體能的關係。高職時，我在其它高中學校福利社工作，一小時薪資只有 40 元，也是勉強撐著做。這些工作經驗，雖然微薄，卻是我在求職道路上，一次又一次嘗試和磨練自己的過程。
那幾年，我曾因為找不到工作，就算找到也是沒幾分鐘、沒幾天就被解雇。痛到懷疑人生，二度自殺（吞大量藥物），也沒死。也曾靠日間病房的職能治療和庇護工廠維生。我曾在洗機車的庇護工廠工作，每天一台機車、一台機車洗下來，洗得心裡幹死了，一天只拿到 100 元酬勞。醫師問我要不要住院，我沒回答，只咬牙撐著，告訴自己：「不拿到畢業證書，我在社會上就存活不下去。」因為我知道，日後還是要想辦法就業、養活自己。
我認識的一位高職老師，她最後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再不想辦法從這間『放牛學校』畢業，他們（同學）會變得越來越幼稚，你會變得越來越成熟。」後來每當我因為想賺錢去打工時，這個老師總會擋在我前面，說：「身體比較重要，不要那麼貪心。先把學業完成比較重要。」我跟她說：「一個人到了 19 歲，還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是一件很丟臉的事。」她都會跟我說：「一個人到了 19 歲，還沒有高中職畢業，才是一件很丟臉的事。」她還嚴肅地對我說：「你要是敢給我再休學，你就死定了！」、「你現在就好好讀書就算孝順你父母了。」多年後我才知道她是對的，因為那個時候，我的健康狀況，是亮紅燈的。
後來，我開始試著畫畫。因為我高職夜校讀的是室內設計科，想著既然找不到工作，那不如累積作品集。我心裡想著：「畫到讓工作自己來找我！」。於是我大量的畫圖，不間斷地畫了兩、三百張畫，二姐看到我的努力，幫我辦了三場心靈藝術療癒畫展 ——〈姊姊的話，妹妹的畫〉，想要鼓勵我持續作畫。那一年，我獲得了文化部「2014 藝術新秀獎（視覺藝術類）」。那一天，台大醫院精神科醫師杜恩年，特地南下來看我。
之後我考上了大學夜間部，依然讀設計科系（視傳系）。雖然病況未完全穩定，但我學會盡量不要去影響到別人，所以就沒有被同學霸凌、排擠的情況。也結交了幾位知心好友。只是因為舊有的情傷，又再度自傷第三次（又吞大量藥物）。我不斷休學、復學，直到大三，決定辦「自請退學」 —— 因為太痛苦了、因為我不想再復學了。而且在學時，也常常會看到樓就想跳。大學的輔導老師，好像也不跟我講話，會死的樣子。
不過，我從未放棄創作。
離開學校後，我再次嘗試找工作，但依舊屢屢被解雇。有一次，我去應徵一份外縣市的燒烤店洗碗工，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一、兩點，同樣三天就被解雇。我因挫折過大，毀損國幣。把兩、三千元紙鈔撕成碎片。我也做過幾乎無酬的庇護性工作，直到意識到那不是長久之計。
我也曾經透過身心障礙就業服務員的協助，嘗試找到一份性質較單純的工作 —— 紙器工廠的作業員。但那位老闆最後寧可雇用一位國中學歷、具有智能障礙的求職者，也沒有錄用我這個唸到大學中輟的精神障礙者。或許，是因為那時我的診斷名稱仍是「精神分裂症」。這個病名聽起來太可怕，讓許多人感到不安。在那個社會對精神疾病仍深受汙名化的年代，他們怕會出事、怕麻煩，也因此，我被拒於門外。
我無路可走、無處可去了！我想起自己唸設計，也許可以嘗試網路接案看看。問題是，我的作品全是插畫，沒有平面設計作品。於是，我主動去應徵各大社福機構與基金會的網路美編志工，慢慢累積平面作品。沒想到，真的開始有案子找上門。後來開始全職接案、做起外包，漸漸地，我的平面設計作品比插畫作品，還多出好幾倍，也正式成為一名遠端接案的平面設計工作者。
後來，我的一位長期合作客戶 —— 一位牙醫師，或許是看見我長期兼職配合下來的工作表現與合作態度不錯，有一天主動問我：「要不要轉正職？我們可以幫你保勞保。」那間公司在北部，而我住在中部，於是我持續以遠端的方式工作。他們知道我的病況與治療歷程，卻仍願意給我這個機會。甚至在我中途因個人狀況（我想走出去跟外界的人有真實互動），主動辭職、休息了幾個月後，當我提出想回去復職時，他們也再次接納了我。也許是因為遠距工作，讓彼此都能更自在，也比較不容易出狀況。如今，我已在這家公司 —— Dent & Co 牙醫小幫手 —— 工作超過七年，多次加薪，月薪約三至四萬元。這份穩定的工作，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撐之一。
我現在在 Dent & Co 牙醫小幫手 的工作資歷，已讓我老闆（牙醫師）到達，可以為政府表揚為「愛心雇主」，甚至能申請政府的獎勵金的程度。但申請流程太過複雜，可能要寫報告或提交一些實證照片。我去請教一位我台大職能治療師朋友，他建議我：「不如手寫一張感謝卡片給老闆吧？這樣更簡單，也能更真誠地表達心意。」我覺得這主意很好，便提起這件事。沒想到老闆卻爽朗地笑著說：「不用啦，尾牙要記得出現就好！」我想，這輩子要再遇到這麼好的雇主，大概是非常困難的事。更奇妙的是，其實我的年紀還比他大（大兩個月）。也許他自己到現在還是並不知道 —— 他拯救了我的人生。
我曾問過一位日間病房的護理師工作的問題，她說：「思覺失調症的病人，男生適合當保全，女生適合當作業員。」後來我又把這句話轉述給那位台大職能治療師朋友聽，他說：「那個護理師有偏見。」我又問他：「◯◯，我們生這個病的，倒底為什麼找不到工作？」他沉默了一下，說：「這個問題實在很難回答……。」
我後來也問過我的老闆（牙醫師） —— 他只回了三個字：「遠．端．啦！」。我老闆說，我們這些精神障礙者，也許再怎麼努力，都很難符合現場工作的要求。但遠端，反而能讓我們發揮所長、穩定生活。
如今我 33 歲，我的工作穩定，身體也因為穩定工作，健康多了！工作之餘，我會打球、曬太陽，我打了大概五年的籃球。打到、蠢到曾因過頭，中暑兩次。我媽媽不放心，叫我別再打了。
我跟妹妹說，我無法不介意自己是個思覺失調症病人，也無法不介意自己自殺三次未遂過。妹妹說：「你都挺過來了，還怕什麼？」她說得沒錯。十八年來，我才明白醫師當年，在我高職時的叮嚀：「白天，去運動！」那是最簡單，也最難做到的事。
我想對年輕的自己說：「不要為了賺錢而犧牲健康。」也不要因為急著長大，就輕易放棄學業。如果人生可以重來，我仍然會選擇重新好好讀書，努力考上一所更好的高中、大學，遇見更善良的同學，建立更真誠的友誼。而不是誤入歧途，和那些刺龍刺鳳、充滿江湖氣、龍蛇雜處的同學混在一起，最後讓自己飽受病痛、輟學、還被霸凌。錢，其實一點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健康。如果我能更早懂得運動、懂得照顧自己，也許康復的路會更短，人生也不必繞那麼多彎，受那麼多苦。
謝謝你願意讀完我的故事。這十八年的路，雖然艱辛，但我學會了：
「只要還能畫畫、還能創作、還能工作 —— 我就還在路上。」
謝謝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