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年前的2/22號，正逢228事件的75週年，獨立媒體報導者的記者林雨佑曾寫下《走進兩場相異卻並存的導覽，中正紀念堂志工們的轉型衝擊》。在這一篇文章當中，雨佑透過敘述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導覽志工，以及永和社區大學舉辦的「中正紀念堂歷史小旅行」，對照出兩者在空間、詮釋以及史觀上的分歧。並從中帶出台灣社會中相異卻共存的歷史記憶。
文章中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這篇文章中，我覺得有幾個部分是很值得關注，且是放到現在我們更加需要重視的。
第一個部分是「記憶典範」的分歧，「記憶典範」這個用詞並沒有在雨佑的文章中被提及，而是出於中研院汪宏倫研究員在2021年所寫的《我們能和解共生嗎？：反思台灣的轉型正義與集體記憶》，我覺得對於這篇文章來說是非常適合的理論框架。
但是在這個部分，我主要會著墨在中正紀念堂的志工如何看待轉型正義。因為相對於另一個展覽來說，中正紀念堂志工的認同常常是我們在轉型正義中所忽略的視角，因此是這個報導最為可貴之處。
第二個部分是在由上而下的轉型正義中，實質遇到的法律與行政困難。在報導當中，我們看到了促轉會提出的各項轉型正義措施，但卻並沒有得到足夠的法律授權推動轉型正義。同時，轉型正義的推動也涉及到《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以及文化部和府院高層的態度。但是我認為此部分並非是這篇報導中我認為很有新意，或是全文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就不多做論述。
第三個部分則是在記憶典範的分歧以及由上而下的轉型正義當中，我們看到了甚麼樣的實質困難。比如說，不同政黨在其中各自採取甚麼樣的立場；以及社會大眾到底麼看待轉型正義。而在社會大眾的部分，我們是否在過度強調由上而下的法治與事務改革中失去了民眾的視角。
「中華民國萬歲」和「台灣獨立」作為認同背景
在文章的開頭，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記憶典範在中正紀念堂前做出了截然不同地倡議行動。
以孫文學校校長張亞中為代表的倡議群體所支持的是中華民國認同，他們深信三民主義，並認為國家至今能夠發展至此都是因為曾經領袖的功勞，因此我們要對曾經的領袖「知恩圖報」。
孫文學校校長所號召的善待蔣中正活動
與此同時，卻也有以「台灣獨立」作為認同的獨派團體「台灣國」表示要與對方公開辯論二二八事件的史實。
或許這兩個團體並非組成了台灣的多數聲音，卻也凸顯了目前台灣社會主流的兩種記憶分岐「中華民國」與「台灣獨立」。
那麼以汪宏倫研究員那一篇文獻所提供的理論框架來看，這是一種「藍色典範」和「綠色典範」的分歧。前者以中國，而後者以台灣為中心塑造集體記憶。這兩種記憶典範分別被藍綠兩種政治力量動員，不但高度政治化，且兩者之間也不可共量」。
也就是說，重要的是在國族和政黨的認同之下我們的記憶被重新形塑以解釋過往的歷史，成為轉型正義分歧的根本原因。
微觀層次的生命經驗
那麼在個人的生命經驗上，轉型正義如何帶來衝擊?雨佑主要採訪了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的志工，並以志工李軻作為主要敘述者，嘗試建構出志工們的認同圖像。
在這群志工族群內同質性相當的高，多半是年長的外省族群，且對於國民黨以及蔣氏政權有非常多的敬重。
對於他們而言，轉型正義以及對蔣氏政權的批評是非常讓人無法接受，這是因為他們成長在蔣氏政權的時代，因此而個人認同和生命經驗與蔣氏高度綁定。當轉型正義的提倡者倡議拆除銅像，又或是宣稱這段歷史有不正當的色彩時，就好像連帶地否定掉了個人認同的一部分。
我想這樣的想法並非不能同理，在一個高度信仰集體價值的社會中成長時，部分的個人認同也必然地會與集體價值綁定。
在接受到並非推崇蔣公單一價值觀的文史培訓課程後，也可以看到李軻選擇接受這樣對他來說衝擊的歷史事實，甚至去安慰其他無法釋懷的志工，這是文章中我覺得非常有趣的部份。
由上而下的問題和由下而上的困境
即便政府帶頭設立了促轉會，修訂了諸多條例，以及制訂了園區轉型的計畫。然而，在民間我們卻難以看到一定的成果。或者說，除了我們能夠直覺想到的社會分裂之外，會不會民眾根本就不知道轉型正義在做甚麼、政府為什麼需要做?
在報導中受訪的「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陳嘉銘在這邊提出很好的解答。他認為：
從國際轉型正義推動經驗來看，應最先完成的是政治性工作，「挖掘真相，先承認哪些造成傷害，進行補償再加入族群對話，應該是全體靈魂重建的過程，不然只會有少數人關心，」但台灣並沒有先花個3至5年進行大規模的政治性和解工作，而是在促轉會成立後，很快就進入法制化跟事務化工作，「直接做事務性工作會被認為是迫害，因為其他族群並沒有承認（真相），產生衝突後，執政黨又退縮。」
也就是說，整體社會在缺乏對話和歷史認知的狀況下，透過由上而下的制度強行推動會造成非常大的紛爭。
促轉會林瓊華研究員也曾提到，在社區大學中的很多學員會質疑校方開設轉型正義的課程是要替民進黨培養投票部隊。
又或是在促轉會提出園區改革方案時會遭到國民黨政治人物關於「文化台獨」以及「製造社會對立」等等質疑。
這些現象好像也都進一步地佐證陳嘉銘老師所提到的族群與社會對話基礎是在轉型正義終至關重要的部分。
當時對於促轉會的抵制運動
結語和心得
在撰寫這篇推薦文的前幾天，中正紀念堂出現了「台灣不需要獨裁者紀念堂」的抗議活動。我常在思考，透過這樣的方式進行轉型正義的相關倡議究竟對於達成轉型正義所要達成的「和解共生」究竟是否合適？還是我們有更好的方式向大眾說明清楚為什麼轉型正義如此重要?
同樣地，在學院內以及我的日常交際中也感受到不同人群之間對於轉型正義議題理解的巨大落差。我們常常將轉型正義視為「道德命題」並論證它的重要性，試圖使得所有人都同意這樣的道德要求，但當我們將「道德要求」進入到更為政治性的脈絡時，是否會忽略掉政治性脈絡背後的歷史認同和生命經驗呢?
當然這些問題都不是在支持相對主義，而是我想追問在現實政治中我們該以甚麼態度討論這麼重要的一個問題。
從這篇文章當中，我看見了原先少被描述的擁有「藍色典範」族群的生命經驗與個人認同，也透過陳嘉銘老師對於「現階段沒有進行社會對話」的洞見讓我能夠了解為什麼社會對於這項議題的想法這麼分裂。
或許下一部更重要的並非是討論硬體設施的拆遷與否，而是再繼續挖掘真相，向其公之於眾。並透過廣泛的社會辯論以及呈現受難者的故事使得更多人能夠在不帶有政黨色彩的偏見之下進入這些議題。整體社會才能夠在轉型正義的議題上趨向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