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跟投資沒什麼關係。我每年都會重讀《窮查理的普通常識》，剛好最近一些事情讓我有感而發。雖然這篇文章跟投資沒什麼關係，但這些心理偏誤仍然存在投資的行為中。
我沒有心理專業背景的專業，純粹個人想法。
在一個大家都偷雞摸狗的環境裡，安分守己的人是異類；
在一個大家都循規蹈矩的環境裡，偷雞摸狗的人也是異類。
兩種情境的內容截然相反，但背後的邏輯完全一樣——群體的主流行為，定義了什麼叫「正常」，而任何偏離主流的人，都要付出被排除的代價。這裡我試著用查理芒格的25種人類誤判心理學來解釋這現象。
群體排斥異類，有70年的研究證據
1951年，社會心理學家Stanley Schachter做了一個至今仍被大量引用的實驗。他安排討論小組討論如何處置一名少年犯，並在組內放了一位立場頑固、不肯妥協的「異見者」。結果，小組成員起初不斷嘗試說服這位異見者，一旦發現對方不為所動，整個群體就直接切斷與他的溝通。
群體處理異類的劇本是固定的：先試圖說服，說服不成就孤立。
更有趣的是Solomon Asch在1950年代做的「線段實驗」。他讓真正的受試者混入一群事先安排好的假受試者，再讓這群人集體給出明顯錯誤的答案，觀察真正的受試者是否會跟著錯。
研究人員準備兩張卡片。左邊的卡片畫一條「標準線段」，右邊的卡片畫三條長度不同的線段，編號1、2、3。題目只有一個：「右邊哪一條線段和左邊的一樣長？」答案非常明顯，一眼就能看出來。
每一組有6到8個人一起作答，但其中只有一個人是真正的受試者，其他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假受試者。在某幾輪裡，這群假受試者會故意異口同聲說出錯誤答案。真正的受試者坐在接近最後的位置，親耳聽到前面所有人都給出同一個明顯錯誤的答案之後，輪到自己了。
題目那麼簡單，答案那麼明顯，你可能覺得沒有人會跟著錯。但實驗結果是：超過1/3的人選擇附和群體，說出自己明知是錯的答案。事後問他們為什麼，很多人說他們知道答案是錯的，只是不想成為那個跟所有人唱反調的人。
Asch實驗裡最驚人的發現，反而是一個邊緣數據：只要群體中出現一個異見聲音，從眾率就會從超過1/3驟降至5%到10%。 一個人的存在，就足以讓其他人獲得心理上「不用孤軍奮戰」的許可，進而敢於說出自己真正的判斷。異類的稀缺，讓它格外昂貴。
這個實驗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告訴我們「人會從眾」，這件事大家都知道。而是它讓我們看到，即使是連眼睛都能直接判斷的客觀事實，人在群體壓力下還是會選擇否認它。那麼在政治、道德、職場這些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的領域，從眾的力道只會更強。
為什麼大腦會這樣運作？
查理芒格在《窮查理的普通常識》裡整理了25種人類誤判心理傾向。套用在「群體排斥異類」這件事上，我覺得至少有五種傾向同時在發動。
第一、社會認同傾向（Social-Proof Tendency）
這是整個機制的根本。人天生傾向參照多數人的行為來校正自己的判斷，尤其在不確定的時候。一個組織若普遍存在灰色地帶，個別成員就缺乏清晰的道德座標，自然更容易以「大家都這樣」作為行動依據。這同時也是大腦在節省判斷成本的一種偷懶機制。
第二、避免不一致性傾向（Inconsistency-Avoidance Tendency）
人一旦接受了某種行為模式，就會開始替它合理化，並且抗拒改變。芒格說，人類的神經系統本能地傾向保持一致，因為改變既有習慣要消耗額外的認知資源。這解釋了為什麼組織文化如此難以扭轉。問題的根源不僅僅是制度，更在於人們的思維模式和習慣性地傾向於維持現狀，即使現狀可能存在弊端。這種內在的慣性，使得改變變得更加困難。
第三、被剝奪超級反應傾向（Deprival-Superreaction Tendency）
失去某樣東西的痛苦，遠大於得到同樣東西的喜悅。這個傾向套在異類身上，產生的效果非常具體。在一個普遍不規矩的環境裡，一個安分守己的人等於在暗示其他人的行為是有問題的，這會讓人感覺自己的合理化敘事快要被「奪走」，觸發強烈的防禦反應；在一個普遍守規矩的環境裡，一個偷雞摸狗的人是在侵蝕大家共同維護的秩序，同樣令人憤怒。兩種情境，都觸發了失去感，也因此都觸發了排幾異己的反應。
第四、討厭與憎恨傾向（Disliking/Hating Tendency）
一旦某人被貼上異類的標籤，群體就傾向放大他的缺點、忽視他的優點，並在無意識中持續尋找更多理由支持自己的厭惡。這不是刻意的惡意，而是大腦自動執行的確認流程。
第五、康德式公平傾向（Kantian Fairness Tendency）
芒格用「康德式」這個詞，指的是人對「大家應該遵守共同規則」有一種強烈的直覺期待，類似康德的「道德律令」，也就是「如果我這樣做是對的，那每個人這樣做都應該是對的」。這個傾向是雙向的，在守規矩的群體裡，它會讓成員對破壞規則的人產生強烈的不公平感與道德義憤；在不規矩的群體裡，它同樣會讓成員覺得「憑什麼你可以不照規矩玩」，只不過這個「規矩」已經是不成文的灰色行規。
這五種傾向是同時作用、互相強化。形成查理芒格常說的魯拉帕路薩效應（Lollapalooza Tendency）。
芒格最重視的概念是「魯拉帕路薩效應」，當多種心理傾向同時朝同一方向作用，最終結果會遠超各個因素的總和，推動人走向極端非理性行為。組織文化的腐化，正是這個效應的典型場景。
研究倫理學的Ann Tenbrunsel在2004年提出「倫理褪色」（ethical fading）的概念，描述的是同樣的過程：當個人長期置身於灰色地帶普遍存在的環境，道德判斷會逐漸退到意識的背景，讓位給財務考量或人際壓力。小的妥協一個接一個，每一個看起來都是情有可原，最終卻走到了當初想都沒想過的地方。腐化的路徑不是懸崖，而是斜坡。
Wells Fargo的假帳戶醜聞*就是一個具體案例。經營階層長期以高壓業績目標驅動員工，不但沒有處理內部對不當銷售行為的申訴，反而讓這套文化持續強化。最終陷入問題的不是少數人，而是整個系統。那些維持誠實的員工，在這個環境裡反而成了麻煩製造者。
*Wells Fargo是美國第四大銀行，內部長期推行「交叉銷售」文化，要求員工盡可能向同一位客戶推銷越多金融產品越好，業績壓力極大。在這種環境下，員工為了達標，開始偷偷用客戶的個人資料私自開設假帳戶、存款帳戶、信用卡都有。客戶完全不知情，卻被收取莫名其妙的手續費，信用評分也因此受損。
這件事從2002年就開始，一路持續到2016年才被揭露，前後長達14年，私自開設的假帳戶估計超過350萬個。更諷刺的是，曾經打電話到內部檢舉專線的員工，事後反而遭到解雇。最終Wells Fargo被美國司法部裁罰30億美元。
不對稱的排斥強度
在一開始的兩種情境裡，異類所承受的排斥強度並不對稱。在腐化的環境裡，安分守己的人所面對的壓力往往更大。因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沉默的指控。只要他在，其他人就沒辦法完全安心地告訴自己「大家都這樣，這沒什麼問題」。他不需要開口，只是「活著」就構成了威脅。
這也解釋了Asch實驗那個數據為什麼重要，一個人的存在就能讓從眾率崩潰，正因為如此，群體才更有動機在早期就把異類清除掉，而不是等他建立影響力。所以在腐敗的組織中，越清廉的人越危險。
最後
即使我們了解了那些影響我們決策的心理偏誤，也無法完全擺脫它們的影響。然而，擁有這些認知，能在關鍵時刻幫助我們拉開一點距離，更清晰地辨識出驅動自己和他人行為的潛在力量。
「環境」並非一個靜態的背景。它實際上是一個不斷運作的篩選和塑造機制，它定義了哪些行為會得到獎勵，哪些會受到懲罰，以及什麼是普遍接受的常規，什麼則被視為異類。真正具有挑戰性的是，在特定壓力環境下，仍能清晰地分辨出那些將我們推向特定方向的力量，並為它們命名。
這同時也可以解釋為何不同政黨意見容易分歧，而每個政黨總會有極端的支持者。這也是為何我很少跟人討論政治，我甚至懶得花時間跟任何人爭論。因為如果跟我爭論的人沒有意識到這些心理偏誤，那最終只會讓爭論變得毫無意義。
博吐司
2026.0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