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導演在2009年拍的《胡士托風波》，應該算是他作品裡相對低調的一部。不是因為電影不好，而是因為它拍的題材，本來就是一段離今天，或者說，離台灣很遙遠的往事。1969年8月15日到18日，在紐約州貝瑟爾Bethel一帶，一場名為「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 Music & Art Fair」的回憶。當後來的人回頭看，才知道那幾天，竟然成為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件之一，超過四十萬人湧進原本平靜的農地，在雨天泥濘裡，搖滾樂、嬉皮精神、反戰氣氛、愛與和平的理想，全都在那裡短暫交會。
《胡士托風波》並沒有急著把鏡頭推向那些後來寫進歷史的舞台名字，李安從這個歷史大事的邊邊角角切進去，看一個原本不在傳奇中心的人，如何在某種半推半就的命運裡，參與一場大事的發生。電影裡，看不到完整的舞台，也沒有那些我們熟知的演出畫面。許多後來被稱為傳奇的片段，都不是被刻意安排，而是在混亂與偶然之中慢慢長出來的。李安把那個夏天拍得很特別，不是神話，不是朝聖，而是一群人手忙腳亂地迎接某件還不知道自己會被寫進歷史的大事。
我看這部電影時，並沒有太強的距離感，是因為1969這個年份，在西洋流行音樂與搖滾史裡，早就被反覆唱過、提過、回望過，畢竟這一年剛好站在一個文化轉捩點上，一方面是反文化運動的高峰，另一方面也是搖滾樂從叛逆走向經典的門檻。於是，1969年不只是一個年份，更像一個符號，象徵一段回不去的青春，也象徵一種曾經熱烈相信世界可以改變的年代。
對我來說，1969年並不是一個歷史上的數字，而是許多流行歌手留下來的聲音。我最早是從布萊恩亞當斯Bryan Adams的「Summer of ’69」聽到這個年份，後來才知道，大衛鮑伊David Bowie的「Space Oddity」就是誕生在這一年；再往後，老鷹合唱團The Eagles在1977年寫下「Hotel California」，那間永遠不能離開的加州旅館，我總覺得，也藏著1969年的影子。直到1996年，凱斯史特格爾Keith Stegall乾脆把歌名寫成「1969」。
我把這幾首歌放在一起，並不是因為它們都在講同一件事，而是它們各自站在不同的時間點，替那個夏天留下了一個部分。有的是1969年當下的聲音，有的是多年之後回頭的記憶，也有的是在理想開始變形之後留下來的殘影。當它們被放在一起聽時，那個夏天就不再只是歷史課本裡的一頁，而像是一段一直沒有真正散去的回聲。
如果要從1969年當下開始聽，那會是大衛鮑伊的「Space Oddity」。
1969年7月，人類第一次登上月球。那是一個幾乎註定要被寫進歷史的時刻。全世界都在看那一步，像在看未來終於被證明可以抵達。這樣的年代氣氛，當然會影響音樂，宇宙、未來、探索，成了那一年最容易讓人著迷的想像。可是「Space Oddity」並沒有把這個寫成時代的勝利進行曲，這首歌的主角叫湯姆少校Major Tom，「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歌曲一開場，就是地面控制中心通知湯姆少校他的飛船發生故障，但他本人卻沒有收到消息。
隨著湯姆少校慢慢離開，漂浮在太空中，聲音開始變遠，訊號開始不穩，最後，只剩下一個人在宇宙裡漂浮，沒有方向，也沒有重量。那不是太空幻想的浪漫，而是一種非常純粹的孤獨。在一個全世界都在往前的年代，大衛鮑伊卻寫了一個似乎再也回不來的人。於是，1969年在這首歌裡，帶著一種說不清楚的失重感，科技可以讓人類飛得更高，卻不保證人的內心就更安穩。這大概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再聽這首歌，依然會覺得它不只屬於那一年。它其實也寫中了後來每一個在人群裡、在時代裡，忽然感到失聯的人。
如果說「Space Oddity」讓1969年有了陰影與漂浮，那麼布萊恩亞當斯在1984年唱出的「Summer of `69」青春與熱血，幾乎重新定義了許多人心裡對1969年的想像。
這首歌一開始就很直接。吉他聲一出來，沒有太多鋪陳，就知道歌曲會帶人回到某個已經發亮的過去。歌裡講的事情其實很簡單，一個年輕人在二手店買到第一把吉他，練到手指發痛；然後和幾個朋友組團，在隔音不太好的車庫裡亂彈；那個夏天，幾乎天天都和同一群人混在一起，愛情也剛好在那時候發生。這些事情本身都不偉大，甚至可以說，誰的青春裡沒有過幾個一起做夢的朋友，幾段以為會一直延續下去的日子，還有那種對未來一無所知，卻又覺得一切都還來得及的時刻。
這首歌最迷人的地方，不是它把青春唱得多熱鬧，而是它把「回頭看青春」這件事唱得那麼自然。當布萊恩亞當斯唱到「Those were the best days of my life」時，真正打動人的，不是高昂，而是那句話背後藏著的距離。因為已經過去了，才知道那些當時看起來沒什麼的日子，後來都變得珍貴。那些在車庫裡亂彈的時光，那些無所事事卻覺得世界很大的夏天，原來才是人生裡最難複製的東西。
於是，1969年在這首歌裡，變成了一種被選擇過的記憶，而且是多年以後，仍然願意反覆撫摸的那一部分。
「Summer of ’69」把1969年唱成了一段青春的黃金時光，那麼老鷹合唱團在1977年寫下的「Hotel California」，就像是在那段時光之後，慢慢浮現出來的另一面。
這首歌從夜晚的公路開始。一個人開著車，在沙漠裡前行，遠遠看見一間旅館，燈光迷人，氣氛誘人。你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只知道它很容易讓人想走進去。等你真的進去之後，裡面有音樂、煙酒、華麗的氣氛，也有一種說不出的疲倦與空洞。這首歌最經典的地方，在於它那謎語般的歌詞，「加州旅館」既像一個地方，也像一種狀態。有人把它聽成關於加州、關於名利場、關於紙醉金迷，也有人把它聽成整個世代的幻滅，對照著1970年代，美國物質主義的沉淪，甚至是對毒品的隱喻。
這首歌像是一面發黃的鏡子，照見每個人心裡不同的陰影。「Hotel California」並沒有直接提到1969年，但它更像是在回應1969年之後留下來的某種後遺症，那些關於自由、反叛、理想與迷幻的東西，到了幾年之後，開始有了代價。
夢想沒有立刻消失，只是慢慢變質，「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你可以離開某個地方，卻不一定能離開，不管這裡講的是年代還是地點，1969年在這首歌裡，不再只是陽光、吉他與年輕人的聚會，它也成了一座繞不出去的迷宮。那一年曾經燃燒過的夢，到了後來，也許還在，但已經換了一種更複雜、更難脫身的形式存在。
到了1996年，鄉村歌手凱斯史特格爾唱了「1969」，1969年已經不是正在發生的事，也不是剛剛過去的青春，而是一段已經隔了很久，終於可以慢慢說起來的往事。
這首歌比較像一個人坐在黃昏裡，安靜地回頭說起從前。語氣裡沒有太多宣告，也不急著替那個年代下定義，它唱的不是歷史教科書裡的大事，而是生活裡那些更容易被忽略的小事。也正是這些小事，最後把一整個年代變得真實起來。
真正的回憶，常常不是站在歷史的高度大聲總結，而是在一個普通的日子裡，忽然想起一段自己真的活過的時間。你不一定會把它說得多偉大，也未必想替它下判斷。於是，在這首歌裡，1969年終於不再只是文化符號，也不再只是流行音樂史上的某個關鍵年份，它變成一個人心裡，慢慢遠去，卻沒有真正消失的數字。這感覺跟看李安的《胡士托風波》很像。
現在回頭再看李安的《胡士托風波》，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往往不是舞台上那些後來被記住的名字，而是舞台下面的人。長髮、流蘇、印花、喇叭褲、圓眼鏡，這些今天看起來像時代標本的打扮，在當下不是造型，而是一種態度。人們坐在雨裡，站在泥裡，彼此分享食物、空間和情緒。那個畫面之所以一直動人，是因為它帶著一種現在很少見的相信：相信陌生人，相信集體，也相信音樂可以把原本毫無關係的人，暫時變成同一個世界裡的人。
這大概也是胡士托音樂節真正留下來的東西。它不只是一場音樂盛會，也不只是幾十萬人聚在一起的壯觀場面，而是一個時代曾經那樣真心地，把自己的理想、夢想與單純，短暫地活給世界看。李安拍《胡士托風波》，拍的也不只是傳奇發生的那幾天，而是那種曾經存在過，如今卻很難再重來一次的時代心情。
把這些關於1969年的聲音與畫面拼湊起來，並不是要替那個年代做什麼總結，只是想說，雖然我沒有經歷過1969年，但從這些音樂與影像裡，還是可以讓人記得那年的胡士托音樂節，以及年輕熱血面對世界的心…或許，那樣純粹的夏天，想起來還是有點讓人羨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