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ason Chung
今天上午,我開車去了高雄燕巢、橋頭,也繞到了左營。一年多沒有離開過屏東,原本的想法其實很簡單,只是想回曾經待過的地方走走,同時克服內心一直以來對死亡的恐懼感與可能找回被急救時的記憶。腦缺氧之後,我的記憶一直是破碎的,有些事記得很清楚,有些地方卻像被硬生生挖空,即便過了七八年,我仍然想不起來當時發生什麼事。所以,我現在對「回去看看」這件事的理解,已經和一般人不太一樣。我不是要把過去完整地走一次,而是想靠地點,把還留在身體裡的記憶,一點一點叫回來。
一、燕巢:起點與終點
燕巢對我來說,一直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義大醫院附近,有一個不起眼的鳳雄營區,是我畢業前就分發見習、任官後正式展開軍旅生涯的地方;很多年後,我又在同樣位於燕巢的金陵營區,慢慢走到軍旅人生的尾聲。這件事現在想起來,其實很妙。同一個地方,同時裝得下我的起點與終點。
當年剛到鳳雄營區時,我其實只是個20歲出頭、對部隊現實運作幾乎毫無概念的年輕人。嚴格說來,我根本不知道「政戰」在部隊裡究竟該扮演什麼角色。
學校不會教你這些,它只教你怎麼在高壓環境中生存下去,卻沒有真正告訴你,到了部隊之後,自己到底該怎麼帶人、怎麼做事、怎麼在一個陌生而封閉的團體裡站穩腳步。
很多真正該學的事,反而不是過去在北投教會我的,反而是那些資歷比我老、對部隊運作比我更熟的士官兵,一點一點把我帶進狀況。這聽起來很奇怪,但在廿幾年前,其實是再普遍不過的事情。對許多初任軍官來說,部隊的第一課,從來不是理論,而是「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
我後來會抽菸,和鳳雄有極大的關係。當時的營長非常厭惡政戰學校畢業的軍官,我很常看到他當眾怒罵營輔導長,也看過同營的學長、同學被他修理。
見習期間的一個晚上,他單獨把我叫進營長辦公室,什麼也沒多說,只是把一包「紅大衛」丟到我面前,要我當著他的面學會怎麼抽菸。是的,你沒聽錯,他要我學會抽菸,目的其實非常單純。因為在當時的部隊裡,95%以上的人都抽菸,他認為:一個不會抽菸的輔導長,根本沒辦法融入這個團體,也就失去在他認知裡的價值觀。
我就是在那個晚上學會抽菸的。現在回頭看,這件事甚至帶著一點荒謬;但放在當時的部隊文化裡,它又真實得近乎理所當然。因為在那樣的環境裡,能不能與人交流、能不能把事情辦好,靠的往往不是你長得順不順眼,也不是你軍校成績有多漂亮,而是你能不能先讓別人覺得,你和他們是同一種人。
制度可以先給你官階,卻不會自動給你話語權;話語權不是任官那一天就附贈給你的東西,而是你進到單位之後,一點一點靠行動、靠個人意志、靠融入團體去爭取的。
也正因為如此,我從一開始就不願意把自己只縮在政戰的框架裡,因為我根本就不懂它在部隊的意義何在?
後來,依照當時的政策,政戰初任官也要跟著各兵科一起做兵科訓練,因我的單位屬性,到了台南永康砲校,莫名其妙的取得防空砲兵的作戰專長,也結交了比在軍校時期更要好的砲兵同學。
所以在這之後,即便連長、副連長不在營區,我也會要求自己把連隊的運作撐住,不讓人覺得「政戰」就只是會講話、做資料,其他都不懂。我原本隸屬已經被裁撤的砲指部612防空群2營1連,後來1、2營合併,我成了其中一個連的中尉輔導長。
群部、營部在燕巢,砲指部在九曲堂,我們在基地訓練後,又從台南機場換防到林園駱駝山頂上的防空據點,經常得在幾個地方之間來回奔波。
那幾年很累,真的很累,可是回頭看,卻也是我軍旅生涯最快樂的日子。因為那時候的我,雖然年輕、雖然緊張、雖然很多事都是邊做邊學,但至少我知道自己每天都在往前走,也知道自己是在靠本事、靠意志,替自己爭取立足的位置。
很多年後,再回到燕巢,心境已經完全不同。這一次,我想到的不是剛任官時的衝勁,而是一種繞了很遠之後,又回到原點的感覺。
只是,回來的那個人,早就不是當年的那個人了。另一端靠近阿公店水庫的金陵營區,讓我看見的,不再是起點,而是軍旅人生被慢慢耗盡的尾聲。
真正讓人難受的,不只是工作多,而是你會慢慢發現,體制裡並不是你越能做、越肯做,就越能得到相應的尊重與回報。
有些事情做久了,留下來的不是成就感,而是一種被慢慢磨耗的感覺。直到我累到猝死,病後又留在原單位改做幕僚職,只能安分守己地等退伍。
從鳳雄到金陵,同樣都在燕巢,卻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生版本。前者是熱情的出發,後者則像不快樂的結局;前者相信努力有回報,後者則終於承認,人也有極限。
所以今天再回到燕巢,我最深的感受並不是感傷,而是清楚。原來一個地方真的可以同時收納兩個自己:
一個是還在學著怎麼活下來、怎麼融進去、怎麼替自己爭位置的年輕軍官;另一個,則是已經明白很多事情不是靠拚命就能改變,最後只能帶著疲憊與病痛,慢慢走向結束的退伍軍人。
二、橋頭:歷史不是寫在書上的,是住在那些人身上的
離開燕巢之後,我去了橋頭。和燕巢相比,橋頭給我的感受更複雜。因為那裡不只是我曾經管理過精忠新村的地方,也是一塊我多年來不太願意碰觸的陰影地帶。
「精忠新村」是蔣經國時期安置單身退伍老兵的其中一處地方,建築風格很像營區兵舍,甚至比兵舍還更破舊。門口立著蔣公銅像,裡面住過8、90歲,甚至超過100歲的老兵,也住過後來與他們一起生活的大量陸配。
這是個詭異到不行的地方,白天是老人頤養天年的空間,晚上則變成省籍不合、半夜聚賭、陸配賣淫、老兵跳樓,一個問題層出不窮,連當地里長、橋頭分駐所都懶得管的地方。
我和這些人相處過招兩年半,對很多人來說,他們只是不顯眼的社會問題,或歷史敘事裡幾個模糊的群體;但對我而言,他們不是概念,而是一張張真實的面孔,是一段段帶著不同口音、情緒、偏見、鄉愁與執念的往事。
如果說我後來為什麼會對中國近代史產生興趣,那麼精忠新村其實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與其從書本上理解國共恩怨,不如直接聽那些老兵自己講。
他們講的不是抽象歷史,而是自己怎麼來台灣、怎麼活下來、怎麼把一輩子困在某種既回不去、也未必真正融得進來的狀態裡。
書本會給你時間軸、戰役名稱、政策轉折與政治立場,可老兵給你的,是身上的戰傷、古怪的脾氣、有些一輩子沉默與怨懟。那種東西,比任何整理好的歷史都更真實。因為它不是結論,而是人活過之後留下來的痕跡。
這次再回到精忠新村,最強烈的感覺其實不是懷念,而是沒人管理的荒涼。地方還在,銅像還在,標語還在,可是沒有人整理,也沒再遇見熟悉的老兵和老陸配。也許,更多人離世了吧?
站在那裡,我心裡其實很清楚,真正構成那個地方的,從來不是牆壁、道路或口號,而是那些曾經住在裡面的人。如今人散了,地方也就只剩下一個空殼。那一瞬間,我突然覺得,歷史的消失往往不是轟轟烈烈地結束,而是慢慢變安靜,安靜到最後只剩下你自己還記得,它曾經那樣真實地存在過。
三、從橋頭到左營:二十分鐘的車程,我與死亡拔河的過程
橋頭對我來說,還有另一層更深的重量。精忠新村後面就是橋頭殯儀館兼火葬場,而如果我沒有記錯,我當年猝死的地點,應該也就在那附近。這也是我這麼多年不太敢再踏進橋頭的原因之一。因為對我而言,那裡不是普通的地名,而是一塊直接連著死亡經驗的地方。
從倒下去,到被橋頭消防分隊的救護車一路急救送往國軍左營醫院,整段車程大約20分鐘。對清醒的人來說,那只是20分鐘;但對我來說,那20分鐘後面接著的,是被軍醫系統回報國防部「該員死亡」;卻又在90分鐘後,奇蹟搶救回來的人生斷裂。
偏偏這一段,對我自己的記憶而言,幾乎是空白的。
也正因為如此,我今天才會想再去一次。不是因為我已經不怕,而是因為我知道,如果一直不碰,那段恐懼就會永遠留在潛意識裡,變成一塊說不清楚、卻始終存在的陰影。
我想做的,其實很簡單,就是用現在的自己,重新走一次那條路,感受那個距離、那個方位、那種從橋頭到左營的時間感。
我不可能真的把失去的記憶找回來,但至少我可以讓自己知道,那不是一場只有別人知道、自己卻永遠缺席的經歷。我終究還是走回來了。
而真相對我來說,也始終很重要。因為那場猝死不只改變了我的身體,也改變了後來的人生。
昏迷期間,到底是誰真正陪在我身邊?出院之後,為什麼我先得到的是「我們離婚吧!」眾說紛紜,真正知道答案的人不願意講,這也是我內心的一根刺,拔不出來的刺。
這些事情對別人也許只是枝節,對我卻不是。因為那不是八卦,而是我人生轉折的源頭之一。若我永遠不去面對,就等於把最關鍵的一段人生,永遠交給別人的版本替我保存。
四、今天這趟路,沒有答案,卻讓我更確定自己為什麼要回去
今天走完燕巢、橋頭、左營之後,我慢慢明白,有些地方之所以讓人不敢回去,不是因為它們真的多可怕,而是因為它們收納了太多自己不敢面對的東西。
燕巢讓我看見,原來同一個地方可以同時成為起點與終點;橋頭則讓我重新意識到,歷史與死亡從來都不是抽象的字眼,它們都曾經真實地壓在人的身上。
我今天沒有找到什麼戲劇性的答案。原本想吃的店沒開(工訓前面的虱目魚麵線、橋頭市場的甜甜圈、左營的肉乾),熟悉的人不在了,很多地方都比記憶裡更安靜,因為橋頭科技園區開發,原本熟悉的路線也不見了。
可也正因為如此,我反而更能接受一件事:人回去,地方不一定等你;記憶破碎,也不代表它不存在。它只是藏在某一個路口、某一段車程、某一棟荒廢的宿舍、某一片你以為自己早就忘掉的空氣裡,等你真的走回來,才願意慢慢浮上來。
所以今天這一趟,對我來說,不是懷舊,也不是發洩,更不是抱怨。它比較像是一種確認,確認我曾經真的在那些地方活過,確認那些年不是幻覺,確認即使很多事情再也回不到原本的樣子,我至少還能一步一步走回去,承認那些地方如何改變了我。
也許我這輩子都不可能把所有失去的記憶重新拼完整,但只要還願意回去,我就還有機會,把自己一段一段接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