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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時期的高菊花，以日文寫生活日記，那時她根本不知政權更替對於她的父親、她以及整個家庭意味著什麼。
1945年全家合影，高一生（右坐者），高菊花（高一生後立者）
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十八歲的高菊花從台中師範學校畢業，到嘉義民雄國校任教。時任國防部總政治局主任蔣經國召見她的父親——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鄉長高一生，宣揚國民黨的正面形象，施展懷柔策略。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九歲的高菊花隨爸爸到台北接受蔣中正召見，她甚至「獲得」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醫學院的「高山族第一人選」。
當月，媒體先後大幅報導：「高一生還有位掌上明珠，芳名菊花……結實、活潑、生命力充沛，有著兩個烏黑的大眼睛。一口流利的日語和半流利的國語，她的名字也和父親一樣的響亮，在山地同胞中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
四月，《中國新聞》週刊，將高一生比為「高山族中杜月笙」「擒賊先擒王」，吳鳳鄉鄉長高一生，成為當權者與地下黨人皆要爭取的第一個目標。
六月，《新聞天地》的描述，更像小說筆法：「高山族有個幸運女郎：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兩位教授遊阿里山時發現了她。為了推進高山族的醫藥工作，他們決定供給高菊花赴美學醫十五年，然後幫助她在高山族區建立醫院。」文內還稱，是由同行的哥大教授陪客，「中國醫學博士劉瑞恆、國防醫學院院長盧致德、空軍軍醫處處長李旭初力薦，才讓此事拍板定案。」
當時的臺灣，已不見日治時代的豐饒，戰後歷經國民政府短短幾年的洗劫掏空，已是物資極度匱乏，連最基本的民生物資也須仰賴美國大量提供援助。因此，所謂「高山族第一人選」「高山族幸運女郎」，可能是國民政府順應「金主」美國的援助，加之忌憚高一生在阿里山的聲望，而採取的攏絡手段。
（註：「高山族」，是國民政府在戰後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對台灣各族原住民執行簡單分類管理所使用，「山胞」的稱呼含歧視貶義，但原住民囿於兩蔣時代的輿論箝制，不能形諸反對。一九八四年，民歌手胡德夫控訴原住民悲慘命運；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過世後，數千原住民在台北抗議，訴求「還我土地，還我名字」；一九九四年後台灣不再使用「高山族」與「山胞」稱謂。）
圖片為熊儒賢提供，取自https://cw-image-resizer.cwg.tw/resize/uri/https%3A%2F%2Fcdn-opinion.cw.com.tw%2Fckeditor%2F202504%2Fckeditor-6805e50be8e33.jpg/?w=900&format=webp
這時的高菊花，浪漫而美麗，在生活日記中寫道：
「清晨被唱片的聲音吵醒，這天真的是享受幸福的滋味。閉著眼睛，思考我將來的事。」
「今年是好年，頭一件是謁見蔣總統，另外一件是留美的消息到來了。」
「我不要把美國之行當做甘甜的夢，離開父母弟妹是多麽艱辛的事，這也是我為高山族文化發展的使命。這使命一直隱祕，而且是夢想，而這夢想即將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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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高一生遭到誘捕，誣以「貪汙罪、叛亂罪」入獄。
現實逼仄，高菊花是長女，高一生在獄中家書亦曾寫「身代長男的菊花」，家中尚有年幼弟妹若干，食指浩繁，她得扛起家計，留學夢戛然終止。在朋友協助下，她到嘉義正聲廣播電台當歌手，鬻歌維生，取藝名「派娜娜」。
一九五零年代初期的電台，因黑膠播放的技術設備限制，音樂以現場演唱居多，並搭配現場演奏樂隊，十分考驗功力，高菊花唱功了得。
為求高收入，她又到歌廳駐唱，拉丁歌謠、英文歌、法文歌……在舞台保守年代，她唱作俱佳，奔放動感，迅速在全台歌廳間走紅，看似風光的「歌后派娜娜」。
「我很難受，我常常在青島東路唱歌的時候，我就問出來，我的父親怎麼樣。他們在訊問的時候要拔掉，他的指甲要通通拔掉。」
一年前，浪漫希望之巔的少女高菊花，一年後墜落谷底，負重存活，歌廳裡的「派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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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後，高菊花的生活日記：
「我們怎麼會遇上這種苦勞災難呢？」
「如果世上真有神的存在，不管有沒有，我的痛苦是暫時的，要忍耐。」
「父親來信寫著，還沒有判決，但也不用擔心。」
然而，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在青島東路看守所被關押一年半的高一生，與同案五名原住民，在安坑刑場執行槍決。高菊花被推入更深暗的煉獄。
同年五月，從廣東黃埔開往青島的波蘭貨輪「高德瓦號」，在台灣東部海域被中華民國海軍俘獲至高雄港。貨輪上，有位波蘭共產黨高階官員。
「我在羅夢娜（註：歌廳）唱歌的時候，看到那個穿軍服，那個有很多、那個金色、一條一條的，好像是將軍、國防部的來了。他跟我說，『我知道妳的家裡的事情，所以給我們做一個事啦，不然的話』，他說，要沒收我們家產。」
「可是我是女人，跟他睡覺，要勸他（註：指當局要高菊花策反該名波蘭共產黨高官），這樣子，很難為情。」
「那個時候我們對貞操觀念跟現在不一樣。所以真的……被一個……自己的身體要給人家……講這個話，叫他『選擇自由』（註：蔣氏政權的口號：『投奔自由中國』），這樣子，我拼命啊，真的，我怕家產都通通沒收。」
派娜娜被國家脅迫，叫她去陪睡策反波蘭共產黨高階官員，在波蘭貨輪「高德瓦號」上；貨輪上的船員則被軟禁在旅館達數月。作家、研究員林蔚昀為了確認這段原本只存在高菊花口述中的經歷，幾經來回爬梳，最終從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與國防部檔案中，找到了明確記錄，證實了這段碾壓派娜娜數十年、冷酷無情的國家暴力。
高菊花過世四年後，在紀念二二八觀影會上，一名老先生大哭，眾人關切之下才知，老先生藩英仁（因避居日本，潘改藩），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與嘉義畫家陳澄波一起遭到槍決的嘉義醫師潘木枝遺子，與高菊花一家交情甚篤。藩英仁提及，派娜娜在台北駐唱期間借住他的居所，那時，「韓國的參謀總長指定說『要她』，台灣方面陪同的軍人就叫她晚上陪他，她不願意，說不要，但最後還是不得拒絕，被帶到北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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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零年《台灣民聲日報》：「曾經在台北紅遍了半個天下的名歌星，派娜娜」「派娜娜，曾為台北正聲廣播電台名歌手，並在許多高級音樂廳献唱過，名震遐邇」「特自台北聘請歌后山地之花『派娜娜』姑娘來中表演，『派娜娜』小姐現受聘美軍顧問團為歌手，在台北名噪一時。」
圖片為熊儒賢提供，取自https://cw-image-resizer.cwg.tw/resize/uri/https%3A%2F%2Fcdn-cw1.cw.com.tw%2Fopinion%2Fimages%2Fcommon%2F201802%2Fopinion-5a950291408d1.jpg/?w=900&format=webp
舞台上的派娜娜，賣力唱歌演出，卻常看到警備總部在台下虎視眈眈，一結束就把她帶走。
「能夠唱歌賺錢，並不代表生活平順，那時候實施戒嚴，到了晚上，憲兵就找我去はたやま（旗山）問話……問到早上才放我走。如此好幾次，都把我抓抓放放的。」
直到一九七一年，「他們給我一張『自首證』，表示我承認『是共產黨，有參加組織』，因為如果不這樣做，事情會沒完沒了，那我也只好聽命於人。這些罪狀當然都不是真的，但拿到『自首證』，此後真的沒有再被抓去盤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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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娜娜的歌手身分，維持了十五年左右，直至弟妹皆成年才卸下。她先與朋友合開日本料理店，婚後走入家庭，但幾年後先生遭遇車禍。
半夜醫院來電告知先生車禍，她懷著（小女兒）昭伶奔往急診室，就看到她的先生躺在那裡。受傷這麼嚴重，她就去打電話給她婆婆，公共電話紅色的那種。打電話時，她看到護士小姐從急診室走出來，眼睛看向她的肚子；她看到護士小姐搖搖頭，低下頭就走了。她就知道，她先生沒有了。
先生過世後幾年，她曾在台北從事幫傭，也曾攜兒女回達邦老家居住。曾經日進斗金的歌壇天后，不再鬻歌維生後，只剩勞力可用，她參與了曾文溪的攔沙壩工程，使她晚年深受肺矽病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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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後，直到一九九二年，九月廿六日的《自立早報》，刊出一篇〈烏鴉的外衣：一張簽壓自己有罪的自首證〉，才隱諱寫出高菊花的悲慘命運：
「自雅達先生（高一生鄒族名的音譯）被以政治犯之名義槍決後，雅達的大女兒便一直在應付情治人員糾纏不絕的迫害與肩負維繫家人現實生存的多重壓力下，輾轉拖磨地在生死間來回掙扎。她有過當歌女、舞女討生活兼要勞軍的辛酸生涯，有過為擺脫監控而與美國人同居的羞澀日子，有過為換取少許『寬容』而『接待外賓』的憤懣往事……」
二零二四年底，高菊花女兒昭伶走進國家檔案閱覽中心，翻閱母親被情治單位監控近三十年（1956～1985）的秘密檔案。一頁一頁，歷歷顯示兩蔣時代的國家機器如何無情地脅迫、利用、戕害一位承擔一家十幾口生計、四處賣唱的美麗女性。
高菊花生前曾說：「因為我是跟普通人不一樣，後面有一個黑黑的那個牌子——要注意的人物，什麼時候槍斃都可以的人，我真的那個時候是拼命的活過來，我不要死。」
高菊花的痛苦，無法對人言，惟以酒排解，藉醉爬到樹上放聲大哭。昭伶的成長記憶中，「我媽就一直在喝酒，只是『喝很醉、或喝得有點醉』的差別。」在母親過世後，昭伶終於窺見了母親不願向她傾訴的，血淋淋、淚斑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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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尊敬他，教我唱歌的，教我彈琴的，教我音樂的。所以什麼都教我。」高菊花口述，談父親。
高菊花的父親高一生（鄒族名'Uongʉ'e Yata'uyungana），一九零八年生於阿里山特富野大社，天賦異稟，自幼被日本選為特別培植的原住民（鄒族）菁英，十八歲時保送就讀臺南師範，接觸到音樂與文學。畢業後選擇回故鄉阿里山任教，並積極參與鄒族語言文化的記錄保存，於政治、教育、文學、音樂方面表現斐然。
戰後，國民政府行政公署大肆壓榨、洗劫、掏空臺灣，引爆一九四七年二二八民變，國民政府旋即派遣二十一師跨海來臺鎮壓人民，高菊花的父親高一生，為保護族人，組織鄒族各部落青年予以反抗。
昭伶曾經問過母親：「我問我媽說，妳想要什麼結果？妳想要平反嗎？我媽說她最在意的也不是這些，她只希望這些事沒有發生過，她希望她爸爸活著。」
註：紀錄片「傳奇女伶 高菊花」，將於五月十五日，全臺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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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洪伃青：〈父、女和曾被奪走聲音的家族──「傳奇女伶高菊花」續唱時代之音〉，《報導者》2026年4月17日；
聚珍臺灣：《高一生》；
高一生獄中家書，信件28，頁227／231。高一生著，周婉窈編註，高英傑、蔡焜霖譯（2020）；
高毅文：《在國共之間的部落：一九四七～一九五○，墜落在白色恐怖的縫隙中——博尤・特士庫的悲劇》（2016）；
中央社王心妤：《白恐故事搬大銀幕 傳奇女伶高菊花唱出家族血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