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廖芷青、黃羿文、陳嶸
撰稿：黃羿文、廖芷青
文字整理：陳嶸、廖芷青、黃羿文
年近八旬的老太太，畫著全妝、穿戴毛呢高帽和豹紋大衣，坐在阿里山上的白色小木屋前優雅地面對鏡頭微笑。這是《傳奇女伶 高菊花》片中無聲勝有聲的一眼，也是盧元奇導演等人初次見到菊花阿姨時心中留下的深刻一筆。
高菊花，抱持著未竟的醫學夢，是師範學院畢業生、白色恐怖受難者遺族、五、六〇年代的拉丁歌后派娜娜、同時也是女兒眼中酗酒的媽媽。跨越十多年的光陰、菊花阿姨過世後，野火樂集熊儒賢總監再次找上盧元奇導演團隊，完成紀錄片《傳奇女伶 高菊花》。片中爬梳菊花阿姨的多重身分，邀請家族內部成員展開對菊花阿姨的重新理解與對話，一舉入圍本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台灣競賽。本文專訪盧元奇導演，邀請他談談與高菊花相遇的起點，又是如何在她離世後一步步拼湊其離奇經歷，完成本片。
（圖／導演盧元奇；彭湘攝影）
Ｑ：本片運用的口述影像時間跨度巨大，也有影音專輯《派娜娜：傳奇女伶高菊花》等前身成果，請先聊聊您和沈可尚導演於2009 年拍攝到高菊花訪談的契機？
盧元奇導演（以下簡稱盧）：我畢業後因緣際會就跟著我的學長可尚一起拍片，我們在2008-09年間，接了滾石音樂製作的流行音樂產業紀錄片。這是個總共六集的企劃，每集找不同導演，我們負責第一集討論「台灣最早的流行音樂到底是什麼？」，因而觸及到歌廳文化開始出現的過往。當時，我們的監製熊儒賢熊姐，正好就是這個案子的企劃，她告訴我們一定要去採訪她認識的歌星「派娜娜」（高菊花藝名），就幫我們安排了大家在片中看到，菊花阿姨戴著貂皮帽受訪的片段。
那是在2009年的一個下午，我們去到阿里山第一次見到菊花阿姨。原本，我們準備的訪問都是針對「派娜娜」，問她的歌星生活、當時的歌廳文化。訪著訪著不到20分鐘，她話鋒一轉，自然而然講起了她離奇的經歷——她被欺負、背後有個「黑牌子」的故事。當時的我們根本聽不懂！我的這一代念的是國立編譯館的歷史，聽不懂黑牌子、搞不清楚什麼是「被監控」；她提到被逼著用身體陪波蘭軍官，我們也完全不曉得台灣跟波蘭有什麼交集，事後試著從網路上也查不到。加上菊花阿姨的口音有點重，她又從容地坐在那，幽幽的、很有氣質地訴說這件事，也不是在跟我們她很痛苦......，我當下還有點懷疑「是我聽錯了嗎？」、「用身體去交換的意思，是陪睡嗎？」，那個情緒太怪了，我們沒辦法消化。
Ｑ：也就是說當時想訪的只是歌星派娜娜，完全不知道高菊花受迫害的經歷。那麼您和可尚為何會在事隔十多年後才又完成了《傳奇女伶 高菊花》？因為時機成熟了嗎？請談談本片製作開展的歷程。
盧：我和可尚當年確實有感受到菊花阿姨提供了一個很戲劇性的故事，但我們既找不到其他線索，也對於揭開阿姨深層的過往感覺不特別合適，這個事就沒有再往前推進。而熊姐一直跟菊花阿姨很要好，她其實是知道這些事的，也有鼓勵阿姨寫下或是著找其他作者幫她出書，可惜沒成行。直到2016年菊花阿姨過世，熊姐很想讓大家聽到派娜娜的歌聲，就在 2020年完成了二十分鐘左右的影音專輯短片，聚焦阿姨作為派娜娜的歌手身分。短片問世後，聽聞放映現場曾經遇過一些觀眾質疑：「為什麼沒講被迫害的部分？」我印象還很深刻，2024年我跟可尚正在厄瓜多雨林面對大蜘蛛拍《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2025），收到同事傳來的訊息說熊姐想找我們拍高菊花紀錄片，我們也很困惑為什麼這個時候找？
因為熊姐一直希望幫菊花阿姨做點什麼，我們片中的幾位受訪對象，包含學者林蔚昀主動聯絡熊姐提到她找到關鍵文獻，證實了菊花阿姨的經歷；還有藩英仁先生，他在影音專輯短片的首映現場嚎啕大哭——原來菊花阿姨曾住過他家，當時阿姨有將被迫害的事跟潘英仁的母親說，他很清楚阿姨遭逢了什麼。而我們從雨林回來，跟熊姐開始討論的過程，又出現了國家檔案館的研究員徐紹綱——很有趣的是，熊姐為這部片的募資做了些演講，紹綱碰巧聽到後主動來說，他剛經手了高菊花被監控的檔案，那批資料整理完了但還沒上網，因此我們田野期間才沒查到。
（圖／《傳奇女伶 高菊花》電影劇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Q：從前述的分享，在這漫長的時間流裡，不同的（研究的、口述的）資料與素材慢慢浮現，帶你們看到了菊花阿姨不同面向／身分。面對這樣類型的被攝者與沉重主題（以及本片開始製作時菊花阿姨已離世），在呈現的內容與手法上團隊做過什麼討論、您們如何思考此片的核心主題？最大的挑戰在哪？
盧：最大的挑戰之一是沒有什麼素材，菊花阿姨本人的部分就只有我們09年的訪談影像，剩下能訪問的就是她周遭的人。可尚當時有提出一個方向，他認為我們不要只用舊有的資料、不要用一個傳統紀錄片的思維拼湊這個人物面向，而我們的確提過比較形式化的表現方式。
因為從菊花阿姨的弟弟高英傑那邊取得了阿姨在1949年左右寫了兩年的日記，我們便思考寫日記這件事是否可以延伸？「如果是其他時期的菊花阿姨，她的日記會寫什麼？」我們打算訪問完所有人、調查完相關資料，試著幫阿姨寫日記——寫日記這件事是虛構的，但內容是真實的——不過熊姐對菊花阿姨的感情非常深，她還是希望不要以那麼虛構的形式去表現。
菊花阿姨的人生遭逢了太多意外，她作為高一生的女兒，本來擁有公主般的人生，但爸爸被捕，她作為大姐，變成要照顧家人的角色。她當歌手賺錢、拋頭露面，用過去台灣人的說法是「趁食查某」，不是件光彩的事，而接著又被迫出賣身體。直到她成為母親，雖然把孩子養大了（也曾發生意外失去過兩子），但在孩子眼中卻不是個稱職的媽媽。而在我們看來她光是活著，就已經很了不起了！也因此，最終我們其實是鎖在她作為「女性」這個角色去處理——一個時代下堅韌的女性，但又是女兒眼裡失職的媽媽。
Ｑ：您提到了菊花阿姨作為母親的角色，片中女兒施昭伶算是很關鍵的角色，甚至可以說電影敘事從其角度出發。導演如何梳理出這條線？
盧：昭伶最初不在計畫裡，她願意提供照片和媽媽的東西、聊聊媽媽的生活，還不確定是否願意加入拍攝計畫。基於想了解菊花阿姨「作為媽媽的那一面」，我們約了昭伶見面。第一次見到昭伶，彷彿看到一個年輕了四、五十歲的菊花阿姨，真的太奇妙了。跟她聊起來，她對媽媽的認識跟我們很不一樣，她印象最深的是「喝醉的媽媽」，國小時還要去把媽媽扛回來。在小時候還遇過警察上門騷擾，會很大力的「砰、砰、砰」敲門，那讓她很害怕。
那一天聊過之後，昭伶算是被可尚充滿磁性的聲音打動了吧（笑）。另一方面，也跟我們接觸她的時機有關係，她有了照顧小孩的經驗，比較能理解媽媽以前（遭遇種種事故導致）無力再照顧小孩的心情。
而我們後來也覺得，如果昭伶願意參與這部片多認識媽媽，那我們就用這個角度，讓昭伶看媽媽那兩年的日記。我自己讀的時候都可以想像高菊花的年輕少女時光，覺得蠻動人的，我想，昭伶看應該會蠻有感覺的吧？於是除了給她看，我們也請她幫我們念出來。再到檔案意外出現後，我們告訴昭伶：「媽媽有一批監控檔案，妳想不想去看？」她說好啊，我們就陪她去看看。跟她接觸的歷程，大概就是這樣。
（圖／《傳奇女伶 高菊花》劇照-高英傑翻閱高菊花日記；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Ｑ：以同樣在記錄、追索菊花阿姨生命故事的紀錄片導演身分，您如何思考片中作家林蔚昀提出的「個人生命史挖掘與公開」的倫理難題？
盧：原則上，任何要呈現的東西都會先問過昭伶和高英傑老師。我們很赤裸地保留監控檔案或報導上面的描述，是因為我想討論：「為什麼監控檔案這樣寫？」那些檔案中的紀錄其實問題很多，例如：上面寫菊花阿姨從師範學院退學，但她明明畢業了、還去教書。大多時候監控人員根本就不清楚，或是只待兩個月就調走，寫錯了也沒人查證，但他們還是要交出業績。
而慢慢拍下來之後，我也有個推測——也許有些東西正是因為菊花阿姨被壓迫、被監控，因此她自己跟身邊的人們都會害怕，也不敢去講這些事。再者，那些監控檔案到底是誰寫的？會不會其中有高家人，我們其實不得而知。當然，這些白恐受難者及其家屬的狀態，以及歷史的論證，也很值得討論，但那就岔題了。並不是我們這部片想討論的。
Ｑ：訪問林蔚昀的段落表現了極大的情緒張力，針對這一段呈現，當時剪接時又是怎麼處理的？
盧：我覺得這也是紀錄片很有機的地方，我們想像的安排它不一定會照那樣發生。昭伶去檔案館的情緒波動跟就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而我本來也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有多詭異，直到我拍到林蔚昀。
大家現在看到的強度其實已經比原來初剪的版本少了三分之一，我在現場甚至有點手足無措。但對照林蔚昀的反應，反而可以引起討論，而我們確實是希望引發觀眾去想——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反應？這部片有兩個剪接，一個是傅榆，一個是許紘源，分別也有個女性與男性的視角來幫我們看這個故事。以這段來說，許紘源就對昭伶和他兒子吃火鍋聊天的片段，與我有不同的看法。同樣的對話，閱讀到的情緒也會有所出入，這反而常會讓我們重新回來討論「到底這場戲，可以讓觀眾認識菊花阿姨的什麼？」
這也回到倫理問題，我們思考的並不是賣不賣座、容不容易煽動觀眾的感情，以這兩個（施昭伶與林蔚昀）不在預期內的情緒來說，我們的選擇是藉此讓觀眾對片子有個新的想像出現。
（圖／《傳奇女伶 高菊花》電影劇照-施朝伶閱檔；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Ｑ：回顧製作歷程，您覺得有何遺憾之處嗎？近期關於歷史記憶的課題有眾多討論，最後也想請導演分享對這部片上映後的期許，有什麼想先對觀眾們說的話？
盧：我覺得不太有遺憾，甚至都蠻好運的。像是紹綱正好整理完檔案，又剛好在拍完之前通知我們；如果再早一點遇到昭伶，也許她還不願意被拍，那可能就少了菊花阿姨當媽媽這塊。整個過程裡唯一擔憂的，是會不會讓昭伶感到不舒服？邀她參與，也是能幫助她多了解媽媽一點。片子剪完後給昭伶看過，她說對媽媽的印象模模糊糊，確實一直有想多了解，看起來有往正面的方向去走。
我希望這部片能引起大家討論，但不是去找兇手，就像昭伶說的——菊花阿姨只是希望這一切不要發生。1950年她期待的是要去哥倫比亞念醫學系，結果爸爸就被抓……，突如其來的巨變，對她來講就是一個壞運。而我也希望觀眾看完這個片子後去思考：「為什麼有人（迫害者）會這麼做？那些理由成立嗎？我們願意讓同樣的事再發生一次嗎？當有人遭受這樣的對待，我們又該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我自己也是在拍攝過程中，慢慢思索這些問題的。
編輯：彭湘
第十五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2026 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時間｜05/01（五）～5/10（日）
．地點｜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台北獅子林新光影城、光點華山電影館、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
．票價｜單場票 120 元，套票6張420元（OPENTIX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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