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六年，秋。
長安的秋來得總是很突然。
前一天還是夏末的燥熱，第二天清晨醒來，窗縫裡鑽進來的風便帶了一絲說不清楚的涼意，槐樹的葉子不知什麼時候開始黃了邊，落在兵部廊下的青石板上，細碎地響。裴玄策走過去，腳踩在那些葉子上，聽見一種薄薄的脆聲，停了一下，繼續往前走。
入京已是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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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陣子，兵部的文書格外多。
邊境的奏報密集地送進來：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個方向，卻有同一個署名：王忠嗣。
裴玄策在任職兵部的兩年裡，從未見過哪一位將領的名字同時出現在四份奏報的署名欄上。王忠嗣此時兼任四鎮節度使，統轄的兵力加在一起，是整個大唐邊境駐軍的將近三分之一。每一份奏報都是捷報：擊退吐蕃，震懾奚族，穩定了皇帝在邊疆最重要的幾條防線，戰功赫赫，無可挑剔。
裴玄策把那四份奏報並排放在案頭，盯著看了很久。
不是因為懷疑那些數字，而是因為他想起了另一組數字：安祿山的平盧、范陽、河東三鎮。同樣是在一個人的名字下聚攏起來的邊境兵力，同樣是一份接著一份的奏報，同樣是理由充分、毫無破綻。
只是一個為大唐守著西北，另一個在東北慢慢積蓄著說不清楚的什麼。
他把那四份奏報疊好，歸進木匣，鎖上。
有些事他想得清楚，卻找不到開口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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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他去梨園附近辦一份文書，在廊道轉角，撞見了李白。
不是真的撞見，是遠遠地看見。
李白站在一個開闊的院子中央，旁邊有幾個宮中的樂師和侍女，正在為一首新填的詞定調。他穿著一身接近常服的衣裳，不像翰林供奉，更像是個尋常的文人。他在說什麼，裴玄策聽不真切，只見他的手隨著什麼節拍在空中輕輕比畫，說到興起，仰頭笑了起來，笑聲穿過廊道傳過來，清朗，自在。
旁邊的侍女也跟著笑，轉過頭去和另一個宮人咬耳朵。
裴玄策站在廊道陰影裡，看著那個場景，沒有走過去。
他知道李白在宮中的處境。翰林供奉，那不是一個真正為國謀策的官職，不草擬詔書，不參與朝政，只需要在皇帝宴飲遊賞的時候，隨傳隨到，填一首好詞，寫幾句應景的詩，讓那個詞牌子配上貴妃的嗓音唱出來，讓宴席上的絲竹聲更好聽一些。
一個把「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寫在詩裡的人，如今每天做的事，就是為那些他從未折腰的人助興。
裴玄策沉默地看了片刻，轉身走了。
他辦完文書，回兵部的路上，路過一個賣胡餅的攤子，又想起一件事。
那是天寶三年的事了，距今已過了三年多。他剛入京不久，在東市一帶閒逛，碰見一個衣衫略顯敝舊的文人，在攤邊買了一個胡餅，邊走邊吃，神情茫然，眼睛卻是亮的。兩人擦身而過，那文人抬頭看了他一眼，點了點頭，像是客套，也像是打招呼。
裴玄策那時沒在意，後來才知道，那就是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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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天寶三年應詔入京的。
那一年，李林甫以宰相的名義向皇帝呈上一道奏疏，稱要廣開賢路，為大唐招攬天下俊傑。詔書頒布之後，消息從長安往四面八方散開去，像一塊石頭落進靜水，圈圈漣漪越推越遠。
於是他們來了。
從山東道，從河南道，從江南，從劍南，從嶺南，有人騎馬，有人步行，有人乘船沿運河北上。他們帶著詩稿、文章、多年在書齋裡積累的學問，帶著在家鄉被稱讚過的名聲，帶著家人或老師說過的那些話：「此次必能金榜題名」，「到了長安自有人賞識」，「大唐不會辜負有才之人」。
長安城的客棧那陣子住滿了，書肆的生意也好。裴玄策記得那個春天，街上常能見到外鄉人的面孔，操著各地的口音，神情裡帶著一種專屬於剛入京者的興奮與惶恐——對這座城的大感到震懾，卻又不甘心就這樣被它壓下去。
然後是考試的那一天。
試場設在尚書省，天色未亮，貢士們便已在門外排起長隊，呼出的白氣在晨寒裡飄散。守門的吏員拿著名冊一個個核對，神情公事公辦，不看臉，只看字。入場之後，每人一個隔間，一張桌，一盞燈，燈火搖搖晃晃地照著面前的白紙。
那些人究竟寫了些什麼，沒有人記得了。
幾個月後，結果出來了。不是張榜，不是傳名，是由禮部侍郎在朝會上，以一種平靜的聲音，念出一道措辭工整的奏報。大意是：此次廣徵賢才，閱卷之後發現，凡有才能之士，皆已在朝為官，民間並無遺漏賢才。
「野無遺賢。」
就是這四個字。
它的意思是：每一個人，都沒有通過。
李林甫用一句讚美皇帝識人之明的話，把幾百個千里迢迢入京的人一起打發走了。那四個字說的是太平、是盛世、是聖主在位無有賢才被埋沒，每一個字都是好話，每一個字落下去，都是一把刀。
杜甫沒有回洛陽，留在長安，說是等機會，等著哪一天有人能看見他的文章。他在長安城裡蹉跎了快三年，拜訪權貴，投遞詩稿，過著一種靠接濟和變賣物件維生的日子，窘迫得近乎潦倒，眼睛卻還是亮的，詩還是照樣在寫。
裴玄策和他有過幾面之緣。
第一次是在東市，只是擦肩而過，不知道是誰；第二次是在一個官員的府邸，杜甫作為客人出席，裴玄策才知道那個在市井裡啃胡餅的文人，寫出來的詩是那樣的。
後來柳景明說，「此人的詩，百年後或許有人懂」，語氣是半真半假，裴玄策卻記住了這句話。
天寶六年的秋天，杜甫還在長安。裴玄策偶爾在街頭看見他，兩人點頭，說幾句話，說的大多是天氣和詩，不說朝政，不說前途。那是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在那些話題上，他們都說不出什麼讓彼此好過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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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嗣的事，是在那年冬天發的。
消息傳到兵部，起初只是一個隱隱的風聲：有人向皇帝密奏，說王忠嗣在河東統兵期間，曾私下表示希望擁護忠王登基。
忠王，便是皇帝的第三子，日後的肅宗。
裴玄策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在兵部的廊下愣了片刻。他把那句話在腦子裡過了一遍，想搞清楚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王忠嗣是武將，一生在邊境征戰，與皇子之間並無深交——說他「擁護忠王」，所謂的證據是什麼？又是誰在什麼時機提出了這份密奏？
他沒有問出口。
他已經不是剛入京那個會把疑問說出聲的人了。
後來他從柳景明那裡拼湊出了更多的細節。王忠嗣早年曾在宮中與忠王一同長大，兩人有舊情，這是朝野都知道的事。這份舊情在太平年月不算什麼，放在李林甫的手裡，就成了一把可以使用的刀。
「構陷」柳景明說，聲音壓得很低，「一字一句都是構陷，但你沒辦法反駁。因為那些話說的是『可能』，不是事實，而『可能』這種東西，是說不清楚的。」
裴玄策端著茶碗，沒有回答。
窗外，長安的冬天第一場雪正在慢慢落下來，無聲的，細碎的，落在院子裡那棵槐樹的光禿禿的枝上，一點一點地積著。
王忠嗣最終被奪去四鎮節度使的職務，降為漢陽太守，貶謫離京。整個過程走完不到一個月，快得像一場已經排練過的戲。
裴玄策在兵部收到調令文書的那個下午，把那份文書謄抄了一遍，工工整整地蓋上公章，放進待發的木匣裡。
他想起那四份並排放著的奏報：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王忠嗣的名字。
那個名字，從今往後，不會再出現在邊境的奏報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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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還發生了另一件事，不在史冊上，只在裴玄策的記憶裡。
他在東市的一條小街上，又看見了杜甫。
那天的風很大，杜甫站在一個書攤前，翻著幾本舊書，神情專注。他的衣裳比上次見到時更舊了些，袖口有一處磨破的地方，用深色的線粗略地縫補過。他沒有注意到裴玄策走近，直到裴玄策站到他旁邊，他才抬起頭，露出一個略帶歉意的笑，說：
「在看書，失禮了。」
「沒什麼，」裴玄策說，「近來如何？」
杜甫把手裡的書放回攤上，拍了拍手上的灰，想了想，說：「還在長安。」
這句話什麼都說了，也什麼都沒說。
兩個人在書攤旁站了一會兒。風把街道上的枯葉捲起來，打了個旋，落在遠處。裴玄策想起李白在院子裡那個笑，想起王忠嗣的調令文書，想起自己剛入京那天站在丹鳳門外的那一刻。
「你還在寫詩？」他問。
「寫」杜甫說，語氣平靜，像是在說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不管這裡有沒有人看，總是要寫的。」
裴玄策點了點頭，沒有再說話。
他們在風裡站了片刻，各自道別，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
長安的冬天，大明宮的琉璃瓦上積著薄薄的雪，在暗沉的天色裡透著一點冷光。盛世仍在，歌舞仍在，宴席仍在。只是那些在盛世裡找不到位置的人，要麼被悄悄送走，要麼在角落裡，繼續用某種方式，做著那些沒有人看的事。
裴玄策走過朱雀大街，腳下的積雪壓出一個淺淺的腳印，很快又被風吹散的雪花蓋住，看不清楚了。
那是天寶六年的冬天。距安祿山在范陽豎起反旗，還有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