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陣子我經常從早上十點開始工作到凌晨三、四點，作息與飲食都不固定，忙到廢寢忘食是常態，直到謝銘謙以一種「食物盲盒」的方式，強勢地介入了我的日常。
「我幫妳點吃的然後妳開盲盒！」
「不要因為工作就忘記吃飯。」
「冷成這樣，在家也該吃個火鍋吧。」
「要熬夜工作應該吃個小蛋糕！」
那陣子的聊天內容充滿各種食物照片跟外送訊息，即便是他去韓國、日本、新加坡出差，那些跨海送達的外送訊息也從未間斷。
「有時差，所以先幫妳點好囉！」
他總說，這是為了彌補當年沒能徹底拉我一把的遺憾。當時的我，單身了兩年，對於這些暗示顯得有些遲鈍。我以為這只是謝銘謙的罪惡感在作祟，卻沒察覺這段關係的界線正悄然模糊。
直到那天，連續加班十六天的疲憊終於引發了身體的抗議。
難得的休假，我卻在浴室裡因為體力不支而暈眩滑倒，全身痠痛地爬回床上，只想把自己埋進被窩睡覺。這時，謝銘謙的電話響起，敏銳的他第一時間就察覺到我不對勁。
「妳聲音不對勁，哪裡不舒服？」他的聲音略顯緊張。
「沒什麼，剛剛滑倒了，可能太累了，我想睡一下…」我草草應對，只想掛掉電話。
「我現在下去找妳。」他拋下這句話後，通話便斷了。
我當時根本沒當一回事，不相信會有人因為我一句話從北部下來找我，加上我並不覺得我們有多熟，於是掛掉電話調成勿擾直接大睡特睡，此時約莫晚上八點多。
而當我再次睜開眼，已是凌晨三點。
手機螢幕上躺著一通未接來電與兩則簡短的訊息。
『我到了。』
『妳應該開勿擾，醒了再告訴我就好。』
訊息的時間停留在晚上十點多。
我立即驚醒——難道他真的在樓下待了五個小時？我帶著不安撥回電話，他在另一頭秒接了。
「醒了？現在還不舒服嗎？」他的聲音聽起來很平穩
「我買了吃的，拿上去給妳，我就走。」
由於我們很長一段時間沒見面，加上我不舒服很狼狽，半開門的伸手拿他給我的一袋食物。
將食物交到我手上後，他卻沒有立刻離開，他盯著我異常紅潤的臉頰，手掌自然而然地覆上了我的額頭。
「妳臉怎麼這麼紅？妳發燒了！家裡有退燒藥嗎？妳等我，我去買。」
他匆忙離去的背影，與之後在廚房裡忙進忙出的背影，在寂靜的深夜裡顯得如此不真切。
我坐在客廳，看著那個曾經救過我的男人，此時正為了我的一句「我好餓」，在小小的廚房裡煮著一碗熱騰騰的慰藉。
我開始懷疑，這份跨越了幾百公里、守候了五個小時的執著，真的只是為了「補償」當年的遺憾嗎？
他對我的好...是不是有點模糊了朋友的界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