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炭,能否成為下一階段重要的資本配置主題?
我想先說清楚,這次參與峰會,我的立場不是要銷售某一套設備,也不是要推廣單一解決方案,在會中與Puro.Earth 的 Aivin 也談到BCR 的未來及PuroDC 相關話題與我的解決方案的差異。
原因是我在會上,提出一個更大的產業判斷:
生物炭不應只被看成一張碳額度;它應該被放進能源轉型、資料中心選址、清潔能源供應、難減排產業脫碳、SBTi 淨零路徑與碳清除基礎設施的整體框架中重新理解。
過去市場談到生物炭,多半會先想到 carbon removal credit。這當然重要,但如果只停留在碳額度交易層次,討論會太小,也容易把真正的基礎設施價值看漏。
我認為,生物炭真正值得資本市場關注的地方,不只是它能不能產生一張碳移除憑證,而是它能不能與生物質廢棄物流、清潔能源、熱能利用、資料中心負載、工業脫碳與 dMRV 系統結合,形成一套可長期運行、可被驗證、可被融資的負排放基礎設施。
這也是我這次在峰會中最想表達的核心:
下一階段的氣候投資,不應只問哪裡有便宜碳額度,而應該問:哪一種基礎設施,能同時創造清潔能源、廢棄物治理、碳清除與產業脫碳能力?
我的方案,旋即也得到相關國際CDR買方、投資方、金融方...的目光,同時也獲邀到相關國家考查的邀請與共同合作負排放 AIDC的構建能力評估。

從 CDR 熱潮,回到減量優先
近期 Microsoft 暫停或調整 CDR 採購節奏,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市場警訊。
這不代表 carbon removal 不重要,也不代表 CDR 市場沒有未來。相反地,它真正提醒我們的是:企業不能把 CDR 當成減量責任的外包工具,更不能把買 carbon removal credit 當成取代自身營運減排的捷徑。
近期報導指出,Microsoft 曾向部分碳信用供應商表示暫停 carbon removal 採購;但 Microsoft 後續也強調,其 carbon removal program 並未結束,而是以更審慎的方式調整採購節奏,且其 decarbonization strategy 仍然同時包含 emissions reduction、carbon removal 與 efficiency measures。
這個差異很重要。
市場不應該把它簡化成「CDR 結束了」,而應該看成大型買方正在重新檢視採購節奏、品質、成本與自身減量責任。
Axios 也指出,Microsoft 已簽約超過 3,600 萬噸 carbon removal,是目前 CDR 市場最重要的買方之一;因此它的採購節奏調整,不只是單一公司的內部決策,而是整個 CDR 市場成熟過程中的壓力測試。
但這件事真正值得深思的地方在於:如果連 Microsoft 這樣最積極的 CDR 買方,都必須重新檢視採購節奏,那其他企業更不應該幻想只靠外部購買 CDR,就能掩蓋自身能源系統沒有被重構的問題。
CDR 不是企業逃避減量的出口。
CDR 應該是企業完成深度減量後,用來處理真正難以消除的殘餘排放的最後工具。
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現在市場不應再停留在「誰買了多少 CDR」的新聞敘事。真正該被檢討的是:企業有沒有把自己的用電、冷卻、熱能、製程、供應鏈與能源基礎設施重新設計?
如果企業一邊擴張高耗能資產,一邊只靠外部採購 CDR 來補帳,那這條路本來就不可持續。
所以,Microsoft 的採購節奏調整,不是 CDR 的句點,而是 CDR 市場成熟的開始。它提醒所有企業:
減量優先,效率優先,能源系統重構優先,最後才是 CDR。

回到 SBTi:減量不是選項,而是淨零的主體
這也正好回到 SBTi 的核心邏輯。
企業要走向 net-zero,不能把 CDR 放在最前面,更不能把外購 carbon removal 當成減量替代品。
SBTi 的邏輯很清楚:企業必須先設定 near-term science-based targets,針對直接與間接價值鏈排放進行快速且深度的減量;長期來看,企業必須在 2050 年前削減所有可削減排放,通常需要減少超過 90% 的排放,剩餘難以消除的殘餘排放,才進一步以碳移除中和。
所以,Microsoft 暫停或調整 CDR 採購節奏,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CDR 是否退燒」,而是它提醒市場重新回到 SBTi 的基本順序:
先減量。
再提升效率。
再重構能源系統。
最後才用 CDR 處理真正的殘餘排放。
如果企業一邊擴張高耗能資產,一邊只是依賴外部購買 CDR 來維持淨零敘事,那這不是 SBTi 所要求的科學減碳路徑,而是把 carbon removal 變成新的抵換幻術。
這也是我認為,生物炭不應只被放在「碳額度商品」的位置來討論。
真正重要的是,它能不能被嵌入企業的能源系統重構,協助企業處理用電、冷卻、熱能、生物質廢棄物流與碳清除能力,進一步連接 Scope 1、Scope 2 與 Scope 3 的減量路徑。
在這個意義上,生物炭的價值不是幫企業跳過 SBTi,而是協助企業更務實地走完 SBTi 的最後一哩路。
它不是減量的替代品。
它應該是深度減量之後,處理殘餘排放的基礎設施工具。

CDR 的價值,不只在 credit,而在系統重構
我過去在與企業主溝通時,常遇到一個很真實的問題。
很多企業一開始並不真正理解 CDR,也不一定理解為什麼 Microsoft、Google、Amazon 等大型科技企業會重視 carbon removal。真正讓企業主開始警覺的,往往不是「碳額度」兩個字,而是他們開始意識到:
這件事可能會連動到客戶要求、供應鏈壓力、訂單結構,以及未來競爭力。
我曾經向一家大型上市集團董事長說明這類負排放與能源整合架構。一開始,他對 CDR 並不熟悉;但當他問出「為什麼 Microsoft 會投入這麼多 carbon removal?」時,討論就不再只是 ESG,而是進入企業戰略層次。
這段故事,也正是我原本講稿中非常關鍵的主軸:企業主不是不願意投入,而是必須先看懂這件事到底只是成本,還是能連到客戶、訂單與未來競爭力的路徑。
因此,我真正想主張的不是「買一台設備」或「採用某個方案」,而是企業必須重新理解一件事:
carbon removal 的價值,不只在 credit,而在它能不能成為企業能源系統重構的一部分。
當生物質、熱能、電力、冷卻、碳移除與數位 MRV 被放在同一個系統裡思考,CDR 就不再只是事後抵換工具,而是可以進入企業營運底層的基礎設施能力。
這也是我認為生物炭值得被重新定位的原因。

生物炭與清潔能源的連結
在能源轉型脈絡下,生物炭不應該只被放在碳額度市場裡討論。
它背後真正牽涉到的是農業廢棄物、林業剩餘物、棕櫚產業鏈廢棄物、稻殼、木片與其他可持續生物質來源的治理問題。
所以它不是單純的「碳額度生意」。
它其實是一套更大的資源循環、能源利用與碳清除基礎設施問題。
當這些生物質廢棄物流可以被系統化收集、轉化、供能、供熱、製冷,並進一步形成生物炭,再透過 dMRV 進行數據化監測與查證,它就有機會形成新的氣候基礎設施。
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生物炭要真正進入主流資本市場,不能只靠碳額度價格,而要靠它與能源、產業、資料中心與難減排部門之間的系統連結。
資料中心正在成為新的能源轉型節點
這次峰會中特別值得討論的,是資料中心與清潔能源供應之間的關係。
AI data center 的快速成長,讓能源問題重新被推到前台。資料中心不只是數位基礎設施,也正在變成能源基礎設施問題。
它有高用電需求。
它有高冷卻需求。
它需要穩定電力。
它也面臨越來越強的 clean energy、24/7 CFE、SBTi 對齊與供應鏈減碳壓力。
過去我們談資料中心選址,通常會看電網、土地、水資源、海纜、光纖、稅制與大型客戶。但未來,我認為還要多看一個因素:
是否靠近穩定、可持續、可被管理的生物質廢棄物流。
這點非常重要。
如果資料中心可以與區域性的生物質資源、清潔能源系統、熱回收、冷卻需求與碳清除能力一起設計,那資料中心就不只是大型耗電者,而有機會成為區域能源轉型與負排放基礎設施的錨定節點。
這是一個很大的敘事轉換。
傳統模式是:
先蓋資料中心,再買電,最後再買碳額度處理排放敘事。
但新的模式應該是:
從一開始就把資料中心、清潔能源、生物質物流、熱回收、生物炭生產與 MRV 系統一起納入設計。
這就是 offset thinking 和 infrastructure thinking 的差別。
前者是在排放發生後,試圖用一張 credit 修補帳面。
後者則是從基礎設施層面,重新設計能源、碳、熱、廢棄物與產業協同的關係。
而這也才符合 SBTi 的底層精神:企業不能只在帳面上抵換,而必須先讓營運系統本身變得更低碳、更有效率、更接近科學減量路徑。

馬來西亞資料中心案例的意義
這也是為什麼,馬來西亞資料中心案例值得被拿出來討論。
它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某一個資料中心專案本身,而是它提供了一個值得觀察的方向:
資料中心能不能不只是被動耗電者,而是成為區域清潔能源與碳清除基礎設施的核心節點?
如果資料中心的能源供應,可以與廢棄生物質利用、熱回收、生物炭生產與 carbon removal 結合,那它就不只是解決自身用電問題,也可能支援周邊難以減排產業。
例如鋼鐵、水泥、化工與重工業,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漂亮的 ESG 故事,而是實際可運作的能源替代、熱能供應、碳清除與可驗證減碳基礎設施。
這也是我認為此次峰會真正重要的地方。
它不是只在討論「生物炭能不能賣錢」。
它其實是在討論:
生物炭、資料中心與清潔能源,能不能形成下一代區域型氣候基礎設施。
從買碳額度,走向投資基礎設施
我認為,未來資本市場真正會移動的方向,不會只是買更多 certificates。
下一階段更重要的是投資那些能夠長期交付清潔能源、真實減碳、可驗證碳清除、廢棄物治理與產業脫碳能力的實體系統。
這也是生物炭能否成為資本配置主題的關鍵。
如果它只是一張 carbon credit,它可能只是碳市場裡的一個品項。
但如果它被放進生物質物流、清潔能源、資料中心選址、工業熱能、冷卻需求、dMRV、SBTi 路徑與難減排產業脫碳裡,它就不再只是小眾碳額度,而是有機會成為氣候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所以我這次參與峰會,真正想主張的是:
生物炭的未來,不只在碳市場。
生物炭的未來,在負排放基礎設施。
我們不應該只問,如何賣出生物炭碳額度。
我們應該問,如何建立一套能夠支撐能源轉型、資料中心成長、產業脫碳、SBTi 路徑與碳清除需求的下一代基礎設施。
更重要的是,我們也應該回到最根本的淨零邏輯:
依照 SBTi 的淨零邏輯,企業必須先完成 Scope 1、Scope 2、Scope 3 的深度減量與能源系統重構,CDR 只能在最後用來中和真正難以消除的殘餘排放。
這才是生物炭、清潔能源與資料中心真正能夠連在一起的地方。
也正是此次峰會最值得關注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