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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外遇事件的過程中，很多人一開始的出發點都是想保護婚姻、捍衛權益，但情緒一旦被激起，往往會做出一些讓局勢失控的行為，實務上最常見的狀況，就是在蒐證或攤牌時出現激烈對話，甚至帶有威脅意味的訊息，這時候問題就不只是外遇，而可能衍生成刑事問題，像是涉及恐嚇危害安全罪，就屬於公訴罪，這類的狀況，並不會因為對方原諒就自動結束案件，如果當事人本身又有前案紀錄，甚至可能被認定為累犯，整體風險會再往上升一個層級，這也是許多當事人事後才發現的關鍵盲點。
情緒反擊變刑責，外遇案件常見的轉折點
很多外遇案件不是敗在證據，而是敗在「後續處理」，例如一名在高雄工作的林先生，懷疑妻子長期與同事來往密切，透過蒐證後確定對方有不正常交往關係，但是在掌握部分對話紀錄與出入旅館畫面後，他沒有先諮詢專業意見，而是直接傳訊息給第三者，內容提到若不馬上斷聯，就要「讓你公司知道你做了什麼事」、「不排除讓你付出代價」。這些話在他看來只是情緒宣洩，但對方卻直接報警處理，最後案件從原本的侵害配偶權，延伸成刑事恐嚇案件，這樣的公訴罪，即便事後雙方和解，檢察官仍依法偵辦，只是在量刑上可以有所斟酌。這種情況在實務上非常常見，很多人以為自己是被害人就不會有事，但法律看的不是情緒，而是行為本身。
公訴罪的關鍵—不是對方說了算，而是國家要不要辦
恐嚇案件之所以讓人措手不及，在於它並不是告訴乃論，而是由國家主動追訴，就算雙方後來私下談好、簽了和解書，案件也不一定會停止，而和解的功能，更多是在影響檢察官是否給予不起訴、緩起訴，或是法官在判決時是否減輕刑責。如果是在偵查初期就完成和解，確實有機會讓案件往比較有利的方向發展，但如果已經進入審理階段，影響就會相對有限，因此在外遇處理過程中，與其急著攤牌或報復，更重要的是掌握節奏，避免讓自己陷入不必要的刑事風險。
累犯的誤解—不是同一種罪，時間與刑度才是關鍵
另一個很多人忽略的點，是「累犯」的成立條件，很多當事人會以為，只有同樣的罪名才算累犯，但其實法律並不是這樣看，只要是曾經因為有期徒刑以上的犯罪被判刑，並且執行完畢後五年內再犯同樣層級的犯罪，就可能構成累犯，與罪名是否相同沒有直接關係。舉例來說，如果曾因傷害案件被判刑，幾年後又因為外遇糾紛衍生恐嚇行為，雖然兩次類別、性質不同，仍然可能被認定為累犯，一旦成立累犯，法院原則上會加重其刑，實務上也更難爭取緩刑，這對很多原本只是想討回公道的人來說，是一個非常沉重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