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
消息傳出，學術界的反應異常複雜。
有人鼓掌，但也有人皺眉。一位同行私下說：「他得獎？他做的那些東西，算經濟學嗎？」
這位讓人又愛又恨的學者，叫做Gary Stanley Becker（1930–2014）。
在他漫長的學術生涯裡，他研究過犯罪、婚姻、離婚、生育、歧視、毒癮、利他行為，以及人為什麼會養成壞習慣。這份研究清單，讓他看起來更像是一個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或是一位對人性充滿好奇的哲學家。
但Becker不是。他是一個經濟學家，而且是那種對自己的身份認同非常堅定的經濟學家。他相信，經濟學的工具——理性選擇、成本效益分析、均衡概念——可以用來理解幾乎所有的人類行為。不只是買賣、投資、價格這些「正規」的市場現象，而是人類一切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選擇。
一個在餐桌上種下的問題
1930年，Gary Becker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小城波茨維爾（Pottsville）。他的父親Louis Becker，是從加拿大移居美國的商人，沒有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但對政治和經濟議題有強烈的興趣和見解。家裡的餐桌，是一個永遠充滿辯論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到底有沒有用？為什麼有些人窮、有些人富？移民對社會是好事還是壞事？
Becker後來回憶，他對「人為什麼會決定做『選擇』」，非常好奇。這個問題最初的種子，是在父親的餐桌上種下的。父親沒有給他答案，但父親給了他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的真實好奇心。
這個好奇心，帶著他從波茨維爾走向普林斯頓大學，走向芝加哥大學，走向一個改變了整個社會科學版圖的學術生涯。
在普林斯頓的轉折
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時，Becker主修數學。他喜歡數學的嚴謹和優雅，但同時感到一種說不清楚的不滿——數學太美麗了，美麗到幾乎遠離了真實世界。
大二的時候，他讀到一本基礎經濟學的教科書。那一刻，他感受到一種他後來一再描述的衝擊：「我覺得這個學科試圖用嚴謹的工具，理解真實的人類行為。這個組合，深深讓我著迷。」
這份對「人類行為 」的好奇心讓他決定轉向了經濟學。
這個轉向，不只改變了他個人的命運，也改變了經濟學這個學科的邊界。
芝加哥的衝擊：遇見Friedman
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Becker遇到了Milton Friedman（1912–2006）。
Friedman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一個相信市場力量、懷疑政府干預的自由主義者，一個以尖銳的邏輯和清晰的語言著稱的思想家。他後來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Becker的眼裡，Friedman展示了一種可能性：經濟學不只是一門技術性的學科，它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種可以用來回答最重要的社會問題的分析框架。
Becker吸收了Friedman對市場邏輯的信仰，但很快就把它延伸到Friedman自己都沒有想到的地方：犯罪、家庭、婚姻、生育、歧視、習慣。
當Becker把他的第一篇重要論文——關於種族歧視的經濟分析——拿給Friedman看，Friedman搖了搖頭：「這不是經濟學，這是社會學。」
Becker沒有因此退縮。他修改了論文，找到了另一個支持者，繼續走他認為正確的路。
幾十年後，Friedman把這件事當成一個笑話在課堂上講：「Becker是我最好的學生，也是那個最不聽我話的學生。」
那個讓同行憤怒的研究清單
Becker的研究，為什麼讓同行憤怒？
因為他侵入了別人的領地——而且帶著武器。
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裡，他做了這些讓人感到不舒服的事：他說，「犯罪者在做職業選擇，就像其他人選擇工作一樣」。他說，「婚姻是一種市場配對，受到供需關係和搜尋成本的影響」。他說，「生育是一種投資決策，孩子的成本和效益，可以被系統性地分析」。他說，「歧視有經濟成本，而且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可能被部分消除」。他說，「成癮——包括毒癮和菸癮——可以在理性選擇的框架內被理解」。
每一個主張，都讓某個學科的學者感到被冒犯。犯罪學家說：犯罪不是理性的職業選擇，你在簡化複雜的社會現象。社會學家說：婚姻不是市場，你在貶低人類最深刻的情感連結。心理學家說：成癮是一種疾病，不是理性選擇，你不了解人類的脆弱性。
但Becker沒有因此停下來。他繼續用他那把叫做「理性選擇」的手術刀，伸進每一個別人認為不應該用經濟學分析的地方。
幾十年後，歷史給了他一個公正的評價。他所開創的研究領域，今天幾乎已經成為主流。行為經濟學、犯罪經濟學、教育經濟學、家庭經濟學——這些名詞背後，都有Becker這個名字的影子。他的思想，在他自己都還沒意識到的情況下，悄悄改變了各國政府設計政策的方式。更改變了後世整個社會結構法律制度的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