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待業」那一刻起，我的時間彷彿被重新撥動，多有了一種小小的自由。放學時分，渴望見到七歲的兒子，卻被前婆婆婉拒了帶他下樓的請求，只允許在頂樓玩水。雖然有些失落，但能見一面已是恩賜。
孩子的臉上卻有著不屬於七歲的陰霾。他說著課後班要好的同學，寒假開學後開始不理他了。「同學說:他畫畫不好看。」他低著頭，語氣裡盡是受傷。那一刻，我心頭一緊，所有制式的安慰話語都顯得無力。我說著「每個人看的角度不同」、「送畫圖給要好的同學，等同學心情好轉」這類道理，心知肚明，對於一個正經歷人際挫折的孩子而言，這些話語可能連邊都碰不到。
我靈機一動，指著地上的裝置藝術，那是一組的數字：「你看，地上是『6』和『9』。我們從這裡看，它是個『9』，可是繞到另一邊，它就變成『6』了。」
也許七歲多的孩子，還不懂我的比喻，但我希望他明白——價值不是由別人決定的。
他很快轉移了話題，開始聊外星人、聊前婆婆在母親節去鹿兒島的事，那些天馬行空、我聽得一頭霧水的「怪話題」，我依舊努力嘗試回應。我感嘆著前婆婆可以出國，又自我解嘲地說：「今年的母親節禮物，應該都是給阿嬤了，大班時你還給過我呢！^.^」我們彼此確認著，家雖有了不同形狀，但愛沒有變。
這短短的相聚，我們或許正在學習如何將「9」翻轉成「6」，又將「6」看作「9」。這段經歷教會我，愛不是緊抓不放，是學會適度地放手與釋懷，並為孩子預留一條隨時可以連繫的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