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那一天晚上——其實沒有馬上去。
撥了台南東嶽殿的總機，打不通。查最近的高鐵班次——凌晨三點的末班車已經走了，要等早上六點半的第一班。
窗外的雨還在下。
就在那幾個小時，坐在書桌前意識到一件事——
從「我該去了」到真的去，中間有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一個數字。二十年是一連串閃光、一個一個定格、像一本翻不完的相簿。而這本相簿不是從阿強那一頁開始——是從走進建中那天開始。
書桌上的紀念冊已經翻到最後一頁。外婆的小冊子合起來了。那六張牌——A、半張濕的 J、黑桃 7、6、5、4——靠得很近。
把紀念冊合起來。重新拿出抽屜最底下那張學生證——建中一年級的，卡片邊緣已經破了。
二十年。從這張學生證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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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9 月
國中畢業那年暑假做的最後一件事，是把那套西裝送去乾洗。
媽從乾洗店取回來，用塑膠套裝好，掛進衣櫃最裡面。她沒有再提那套西裝、沒有再提畢業典禮、沒有再提畢旅的事。那年夏天發生的所有事情，就這樣從我們家的對話裡消失了。
她是刻意的。
建中開學那天是 9 月 2 日星期六。卡其衫卡其褲的新制服站在校門口拍了一張照片。媽要我傳給她。那張照片我傳了，她回一個「加油」。
那天走進建中的校門，做了一個決定——
班上沒有一個人會知道我是什麼學校畢業的。跟新同學介紹自己時，不提國中。他們沒問——建中的孩子都忙著講自己，沒空問別人的過去。
阿龍、阿虎、阿富、阿金——他們的名字，從那天起沒在任何地方講過。
高一上學期有一次班會，導師要每個人上台自我介紹。我講的是「我跳級進建中，我喜歡物理，我以後想讀電機」。三十秒。
沒講過「我國中畢旅那晚共十二個人玩過抽鬼牌——我、十個同班同學、跟理化老師。加上那天沒來、提前住進療養院的班導，那副黑色的牌總共綁了十三個人。其他那十個同班同學——四個死了、一個半死、一個瞎了、一個啞了、一個失憶、一個癱瘓、一個轉學逃了。只剩下我。」
那段話在房間裡對著鏡子練習過一次。
唸完那段話哭了。
那天晚上決定——這段話我永遠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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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那個學期還是每天早上煮艾草茶。但她從我上建中那天起，不再提外婆那本書。她偶爾會在晚飯時看我一眼，欲言又止，然後就轉回去吃飯。我也沒問。
爸繼續沉默。他從來沒察覺我們家的氣氛比以前更緊。他是那種工程師型的爸爸——他認為家人都好就是都好。他很幸福。
我們家的氣氛變成——有什麼東西不該被提。
那個「不該被提的東西」，二十年過去了，沒有被提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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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大二下學期申請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半年交換。那時候十九歲。
台大電機的資優生傳統上一定要有一段國外經歷。沒有特別想去的地方，但西雅圖有個比較強的 EE 系，就去了。
從桃園飛西雅圖十五個小時。落地那天下午——在西雅圖機場入境大廳的廁所，試著**第七次**把那張黑桃 A 丟掉。
那時候還沒放棄。
第一次是國三那年底，把 A 放進便利商店的垃圾桶。隔天早上它在書包裡。
第二次是高一，剪刀剪成碎片，沖馬桶。兩天後它在抽屜裡，完整、沒有剪痕。
第三次到第六次——撕、燒、埋、鎖進銀行保險箱——全部失敗。
第七次，決定把它丟在西雅圖機場。一個這輩子可能不會再回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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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在機場垃圾桶之後，搭 shuttle 到宿舍。住進宿舍。開學兩天。
第三天早上起床——
A 躺在宿舍床頭櫃上。
盯著它看了很久。那個瞬間——宿舍外面的西雅圖下著那種細雨，十九歲，身在一個離家一萬公里的地方...
A 的紙面是冷的。
伸手拿起來。它跟西雅圖機場丟掉時候的那張是同一張。紙的折痕、邊角的磨損、背面的紋路——完全一樣。
那個早上坐在宿舍地板上。沒哭、沒震驚。只是終於承認——
它不會離開我。不管我去哪。
那天下午去學校書店，買了一個小的信封袋，把 A 放進去，放進背包最裡面的夾層。
從那天起跟它達成一個默契：我不再試著丟它，它也不再在「不對的地方」出現。它會一直在我口袋或背包裡。它不會主動移動，除非我做什麼惹它生氣。
那個默契維持了十三年。
一直到 2024 年那個週末，它從我抽屜裡跑到小雅的化妝包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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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大學畢業之後入伍去了新竹的部隊。
短期志願役——四個月訓練加八個月下部隊。分到一個普通的通訊兵單位，每天的工作是拉電線跟測試無線電。
軍中的生活很規律——五點半起床、操課、打飯、睡覺。那種規律是一種安慰。十五歲到二十三歲這八年，大腦一直在做「應對」這件事。軍中的規律讓我第一次可以停下來。
口袋裡那張 A 規律地不發生任何事。它只是安靜地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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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某一天晚上——退伍前一個月——在營區的福利社用投幣電話打給家裡。營區的福利社那時候還有一台舊的公用電話。手機只准週六日使用。
打給媽，報平安，十分鐘。
掛掉電話之後，站在福利社門口發呆。突然想——八年了。
沒有主動跟阿國聯絡過。
那時候背得起他家的市內電話。不記得為什麼背得起——大概是國中某次交換聯絡簿時抄下來。
投了一個硬幣，撥過去。
電話響了五聲。
有人接。
「喂？」
聲音比記憶裡低一點——男生的聲音在那幾年會變——但就是他。
「……阿國。」
他那邊沉默了兩秒。
然後——
「阿啾？」
他認得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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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講了三十秒。
大概是這樣：
「你還好嗎？」
「還好。家裡的虎爺還在。你呢？」
「我在新竹當兵。下個月退伍。」
「嗯。」
沉默。
想問的事情有一百個——你有沒有夢見那個小男孩？你阿嬤還好嗎？你最近有沒有感覺不對？你身上那個虎爺平安符還熱的嗎？——每一個問題都開不了口。
只說了：「阿國，你要保重。」
他那邊停了很久。
最後他說：「阿啾。我還在。記得我還在就好。」
掛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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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福利社門口，日光燈嗡嗡響。口袋裡那張 A——
微微發熱了一秒。
就一秒。然後它又冷下來。
那時候才懂——阿國不是在對我說他安全。他是在對我說，他還在擋。
A 那一秒發熱，是它「記得阿國還在」的反射。像一個被監視器掃到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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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 2014 年 8 月。我二十三歲。阿國也應該二十三歲。
在那通電話之後，沒有再主動打給他。
不是因為忘了他。不是因為不在乎。
是因為——「記得我還在就好」那句話聽起來像一個請求。他請我不要再打擾他。他請我讓他一個人好好擋。
所以沒有再打。
那十二年，只會在每年農曆七月的某一天傳一通簡訊過去——沒有問候、沒有內容、只有一個「？」
他每次都回一個「。」
我們的對話就是這樣。
一個問號、一個句號。每年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