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完這兩本書的導讀後，筆者有不少的感觸，首先是所謂的基本概念被扭曲，尤其是在現在的台灣，非常講求大有為政府的存在，但偏偏大有為政府跟自由經濟扞格不入。市場經濟注重的是看不見的手，講求市場調節，大有為政府幹的事情卻是干預與保護，這種概念要說是凱因斯主義的影響也不為過，事實上國內現在的經濟主流，在「個人」上都希望自由經濟，卻在「整體」上希望凱因斯主義，這種差異到底是東方文化本身的影響，還是真的台灣民主的太快，導致社會精英與一般民眾的認知差距出現問題？我想這值得研究，不過個人對社會的感想就此打住。
基本觀念的差異
在一課經濟學中，作者一再強調，那些認為需要保障「充分就業」或是要求最低收購價格的人，其觀念都來自於「社會的就業數量」是一個固定值，所以要充分就業就等於要稀釋每一個人的產能，以期達到工作機會除以就業人口等於一的理想境界。但反過來說，作者強調人的慾望無止境，可以買新房子，通常不會想住舊屋子，住了新屋舊想要新的家具，新的家具比不上品質更棒的家具，品質好之外最好也能有好的品味...，所以實際上的就業機會可以是無限大的。這兩種概念並不是說哪一種比較對，或是哪一種比較好，筆者這邊想強調的是，這是來自於其觀點上的差異。
依照筆者工作的經驗，多半的老闆都會認為前者是正確的，因為他們眼光所及不可能涵蓋社會整體，所以他頂多能看到的就是他相關產業的發展，再說經濟發展的變動通常不會太過劇烈，波動過度劇烈的國家其人民生活水準通常好不到哪去，所以對這些老闆來說，十年甚至二十年來看到的狀況就差不多是這樣，他理所當然會認為這種情況是正常，也應該持續下去。更多的勞工更會這樣認為，因為他能看到的範圍更窄，等到他發現工廠周圍的店家變少，物價上漲，這已經代表情況很嚴峻了。不過就已觀察經濟學的學者來說，他手上有數十年的統計資料可以研究，還有中外數不清的論文期刊可以查詢，他看到的是巨觀的發展，他當然會比較傾向認為，這些就業是可以被創造出來的，一如熊彼得的「創造性破壞」。
筆者無意評判其是非對錯，只是想從比較簡單的地方入手。一課經濟學的作者提到，一般人都有多重經濟性格，一個醫生在執業的時候是企業家，他當然希望掛號診療費越多越好，當他去購物的時候是消費者，他當然覺得這些物品越便宜越好。筆者更進一步的說，每一個人都有多重人格，這種人格來自於本身利益的考量，於是乎既得利益者極難主動放手自己的權益，將這種實質利益延伸解釋，就很容易對很多的「專家」有比較合理的認知。
社會主義的反例
常識經濟學跟一課經濟學的一個重點，都在於其對待利潤的態度，並認為只有利潤可以帶給企業動力，而且歷史上有太多例子可以佐證，一旦政府介入這種利潤創造的活動，例如規定多少利潤就要課稅，或是直接規定利潤的比例，那其結果可想而知，所有的企業都不會創造超過這種「利潤上限」的利潤，因為這是浪費力氣的行為。
這些論點，都是自由經濟的學說，要說這是奧國學派的一貫論調也是可以，不過讀者也不能夠忘記，北歐各國的高稅率不見得代表其產業空洞，許多北歐的企業家本身就不認為多繳稅是錯誤的，他們將繳稅視為社會責任，並且理所當然的強力監督政府的廉潔，畢竟對納稅人來說，繳稅的選擇只有兩個，一是強力監督政府預算執行，以求自己的稅收可以極大化效率的用在社會福祉上，二就是想盡辦法逃稅，讓自己的損失可以少一點。
如果就從這一點來看，就不能說北歐各國的政策是錯誤的，這原因多半跟其文化傳統脫不了關係，而這種傳統沒有經過百年以上，好幾代人的傳承，根本就不大可能會出現。不過現在北歐各國的經濟成長以及產業的外移，還有企業設立海外避稅的狀況，或多或少說明人性本身還是自私的，這可以持續觀察下去。
筆者也要作一些批評，雖然兩本書的作者講求的是長期影響，以及間接影響，而且也都提到，也許長期來說對大家有益，但短期的衝擊就不見得如此。一如英國引用紡織機後，雖然二十年間的整體社會就業機會提高，但這二十年間有多少原本的紡織工人以及他們的家庭，過的是多麼悲慘的日子，一個花了畢生心力在某一產業上的勞工，一夕之間面臨失業危機，而且他也老的沒什麼機會可以重新學習了，你要叫他如何不反抗？
雖然作者有提到，但也沒有提出多少可以解決的辦法，而比較可以提出解決辦法的，又往往不是自由市場的擁護者，提倡市場經濟的人，多半認為這些狀況可以自我調節。不過對歷史略有研究的人大概也會發現，近年來世界各國開始有人又提到「市場失靈」的這種現象，好像又回到了數十年前的狀況一樣，真可謂驗證太陽下沒有新鮮事，每當景氣的循環到了一個低點，質疑市場的人就越來越多。
戰略學的角度
筆者對這些的認知，比較傾向戰略學的角度，以鈕先鍾老師的說法，戰略學講求的是「未來」與「行動」，簡單說是一種培養判斷能力的學說。但就以現實角度來看，可以解決危機的人會被人稱頌，消弭危機於無形的人沒有人記得，反倒可能會被安上其他罪名。講到這有一點離題了，但一個重點是，戰略學是一種講求「犧牲」的學問，就以個人來說，犧牲娛樂與睡眠用在讀書上，是希望未來有所好的回報，就以社會來說，犧牲經濟建設的經費在軍事預算上，是希望國家可以抵禦外敵以保平安，我們都會精算這種本益效率，但是都會把話說的很好聽，我們不談犧牲，因為讓人聯想到不好的地方。
就以這兩本書來說，其關心的重點是在未來，以及其長期的影響上，但是凱因斯的論點為何會大行其道數十年？直至今天仍然被不少國家奉為圭臬（也許沒有明說），因為這一套作法講求的是短期效應，畢竟你要一個明天就要沒錢吃飯的人相信，他明天就沒飯吃這件事對整體社會是有益的一樣，他根本就不可能接受。要一個產業的人接受，取消補貼以及關稅保護還有最低工資標準，對於整體社會（包括他們）都有益處，這種論述絕對不會被接受。但同樣的觀點若放在兩軍接戰上，多半的人卻能夠接受某些部隊的犧牲，對於大局的勝利有所幫助，也唯有勝利才能保障多數人的生命，不然戰敗可能導致全軍覆沒。
為何要作這種比喻？難道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跟戰爭有關？並非如此，只是因為戰爭是一種最極端的對抗形式，非你死便我亡，所以在「全有」跟「全無」兩者之間作比較，多半的人（通常不是被犧牲的將士）都可以接受這種說法，再說總司令決定將某一個部隊當作被犧牲的對象，這個部隊通常也沒多少人可以認知到這件事情，真的認知到了，也多半只能認命，在戰死跟投降之間做一個選擇。
但一般來說，日常生活上根本就不會做到這種地步，正如同常識經濟學中所述，人都是在「邊際」上作決定，也就是在現有基礎上考量其增加或減少對其利益的損失，也正因為如此，在經濟學上理所當然的問題，全部都變成了政治問題。
筆者並不想批評政府施政，因為要罵的話會罵不完，而且若真的發生這種需要犧牲的狀況，還出在筆者的行業上，就以筆者的理智來說當然可以接受，情感上嘛....這可很難說了。請記清楚Henry所言，每一個人都有多重人格，在不同的事情上都會有不同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