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金融寡頭的凋零，無論有沒有打贏戰爭，俄羅斯的政治體制也已經朝向不可避免的改變前進。
在戰爭之後，普丁通過西方的制裁與利用擴張的軍權，打擊了金融寡頭的政治權力，但是西化金融寡頭卻也是聖彼得堡-莫斯科控制俄羅斯聯邦其他地區的手段，削弱金融寡頭等同於提升各地軍閥的政治權力，並使得俄羅斯朝向去中央、去集權化、與去西方化的方向發展。
為什麼普丁沒辦法像是金融寡頭那樣，製造中央集權化的軍人體制，這還是只能從俄羅斯的建置說起，俄羅斯過去三十年的金融寡頭制度實際上是通過聖彼得堡引進西方資本，並以西方資本來做為壓制俄羅斯各地地方資本與政治權力的工具。但是一旦西方不再提供供俄羅斯集權的資源，俄羅斯的集權體制便無以為繼，也就是雖然金融寡頭的政治權力瓦解後，雖然通過臨時戰爭法令與號召，莫斯科仍然可以表現出更集權的表象，但是無論戰爭怎麼結束，由於莫斯科給不出用來賄賂地方的資源，西方也不會給予莫斯科能夠壓制地方權力竄升的技術或是金融等資源，因此戰後的俄羅斯只會比戰前更不集權，對地方的號召力更弱。
另外一方面，中國的供品維持了普丁政權的生存，使俄羅斯的戰線直到今日仍然沒有崩潰，但隨著習近平政權因為無法選擇軍權與金權而逐步進入崇禎化的階段，將不再會有可行的外部金錢能量來維持現在俄羅斯金錢體系。
當然這是一個正在世界各地發生的過程，也就是金錢勢力逐步淪為軍事附庸的過程，只是在每個國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意識形態上，則是以軍事非理性的帝國主義打倒金錢理性與利益，具體反映為俄羅斯強迫寡頭將他們的資產充公，並將其資源送到前線戰場，期望能夠維持自古以來的領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