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母性與宿命及幽魂交織，她殺的只是她的孩子嗎？
北法小鎮聖奧梅爾的法庭上，一名年輕文學教授、小說家哈瑪（Rama，凱伊傑・卡加梅 飾演），為了為一部改編自希臘神話美狄亞的作品取材，而出席旁聽一起轟動各界的黑人女性殺嬰案：一名來自塞內加爾的年輕黑人女性蘿倫斯・柯利（葛絲拉基梅蘭達 飾），被控遺棄她 15 個月大的女兒於漲潮的海岸溺斃身亡。隨著庭審的進展，母親的大膽自白與證人們的片面證詞，不僅讓場面陷入膠著，更動搖著哈瑪的信念。
《聖奧梅爾殺嬰案》是紀錄片導演愛麗絲迪歐普（Alice Diop）的首部劇情長片，取材自「Fabienne Kabou 殺嬰事件」，並以法庭紀錄為基礎，融合紀錄片、紀錄劇場等元素，重演被告猶如劇場表演般的口供。2016年，法比安娜・卡布（Fabienne Kabou）被控謀殺她僅僅一歲多的女兒。出席卡布審判的愛麗絲對這起故事深深著迷，決定將其改寫為一個關乎種族、母性、情感撕裂後又縫合的故事，透過被告蘿倫斯的自白，呈現真實人類經驗中的暴力與奇異。
隨著片中審訊的進行，觀眾將逐漸了解這位謎樣移民女性——包括她的出身、「不說母語而是一口流利法語」的家庭教育、她對哲學的熱愛、她與大上自己二十多歲的白人男性的愛情，都隨著法庭上的詰問一一浮現。諷刺的是，我們了解作為「平凡人」的她，卻越來越難理解她犯下殺嬰案的動機或真相。
對於犯罪本身，她用一種條理清晰、措辭高雅且文法無誤的法語進行陳述，並堅稱殺人不是出於她自己的邪惡或情緒不穩定，而是遭巫術和惡魔蠱惑的作為。
電影本身與紀實不同的是，我們在《聖奧梅爾殺嬰案》中有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法官（Valérie Dréville）、多疑的檢察官（Robert Cantarella）和開誠佈公且擅於雄辯的辯護律師（Aurélia Petit）。詰問的過程中，也大量引用了心理學、倫理學和人類學的文本，試圖理解這起不合理的犯罪，讓本片不只呈現冷冰冰的法庭現場，也染上一抹人文色彩。
迪歐普在忠實呈現蘿倫斯平靜而挑釁的證詞之餘，亦加入了哈瑪這位懷孕的大學教授，她參與審判，凝視殺嬰的被告，同時在審判過程中整理複雜的情緒，思索自己即將成為母親的矛盾情緒，同時回憶起童年時的親子關係。
和哈瑪一樣，被告蘿倫斯也有塞內加爾的背景；和哈瑪一樣，她受過良好的菁英教育，講著一口「高雅的法語」；像哈瑪一樣，她疏遠了她的母親；像哈瑪一樣，她有、或者曾經有過一個白人伴侶。
隨著劇情的推進，蘿倫斯人生的細節揭開，她在庭上的「表演」卻對哈瑪產生了深刻又不安的影響。哈瑪是一位小說家，一位同樣擁有非洲背景、同樣努力融入法國精英圈子的女性。第一階段的審訊結束後，哈瑪在庭外與蘿倫斯的母親奧黛爾（Odile，Salimata Kamate 飾演）聊了起來。
奧黛爾馬上看出哈瑪正處於懷孕早期，那種女人般的敏銳直覺幾乎很難相信她對親生女兒懷孕的這件事一無所知。她向哈瑪吹噓蘿倫絲的博學與優雅，甚至買了每份刊登此案故事的報紙，就像一個慶祝兒女獲得拼字比賽冠軍的驕傲母親。
透過哈瑪的眼睛，我們幾乎可以推斷，奧黛爾在她女兒的生活中是一個壓迫又疏離的存在，而這點使得身為旁觀者哈瑪產生一種難受的共感。原來在哈瑪的記憶中，母親一直是個遙遠、悲傷、近乎沉默的存在，是一個「破碎的女人」。
電影運用這兩位女性的人生對照，拋出一連串關乎種族、關乎文化、關乎性別，甚至關於殖民主義的提問。議題看似複雜，導演愛麗絲卻強調，她拒絕在電影中加入某種政治正確的呼籲，片中的主要角色也不是社會問題或失敗的化身。
「可以確定的是，這兩位女性都經歷了情感上的磨難，都正面臨著無以名狀的生存難題。」
《聖奧梅殺嬰案》是一部充滿話語的電影，但若引用主角蘿倫斯仰慕的哲學家維根斯坦的說法：「對於不能談論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確實，哈瑪和蘿倫斯的痛苦就像一種秘密語言，一種無法被轉譯的失落語法，只能在他們時而平靜、時而空洞、時而矛盾的臉上讀到。
《聖奧梅殺嬰案》選擇用一個相當詩意、卻令人痛苦的寓言結尾。還記得最後一段詰問嗎？蘿倫斯的辯護律師分享了這麼一段故事：
蘿倫斯曾經夢見那位未能活過兩歲的女兒，出現在她的牢房中。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夢呢？原來母親懷孕期間，DNA 與細胞會轉移至胎兒，同樣的，胎兒的一部分也會轉移至母體。彼此的印記會在兩者的身上存留，甚至伴隨一生——母親與小孩因而互相交織，永遠糾纏在一起。而這是科學能夠證實的。
「科學家稱這些細胞為奇美拉細胞。奇美拉是一種古希臘的異種怪獸，擁有獅頭與羊身。我們女人都是奇美拉呀，我們的身上有母親也有女兒的痕跡，我們都是怪獸，但是具有人性的怪獸。」
目睹著審判的哈瑪，最後選擇與記憶中那位「好像不愛自己」的母親和解。場景回到電影之初，我們聽到蘿倫絲在法庭中焦躁的喘息。而當故事接近尾聲時，耳邊卻傳來三個生命的呼吸。
母性是宿命或是幽魂？電影並沒有給我們明確的答案。於空蕩蕩的法庭中流轉的命題，只能留待觀眾自己解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