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因婦科疾病緊急送往急診室的我，出院後馬上觀看了《黑箱日記》，心中湧現無法言喻的複雜情緒。我將自身的脆弱投射到電影之中，驀然發現自己的感受竟與伊藤詩織產生了某種深層的共鳴。亞洲女性對於自己的身體，似乎習慣將聲音壓縮到微不可聞，任憑他人的評價輕易蓋過我們的想法。而我們的身體，無論外在或內在，都如此珍貴且敏感，稍一觸碰便容易受傷。意識到這點的同時，我也看到有多少人試圖利用這份柔軟與脆弱，肆意摧毀我們，那種無力與悲憤令人窒息。
幾年前，我讀到上野千鶴子與鈴木涼美的書信集《始於極限》，意識到日本女性主義運動早已萌芽，但社會背後的權力結構與產業鏈條卻深不可測，至今難以撼動。這也解釋了為何日本社會能同時容納女性主義社會學家與AV女優，兩者看似對立，卻同樣反映出女性被架構化的困境。而近年日本影視作品也開始調整——綜藝節目轉向取悅女性，夜間搞笑節目變成帥哥烹飪秀，甚至東京影展也增設了「女性賦權」單元，試圖突顯女性的視角與貢獻。
然而，這些進步只是表面的妝點，底層的父權價值觀依舊根深蒂固。例如《極度不妥》用輕鬆喜劇的歌舞形式，試圖讓昭和年代的長輩理解現代女性的訴求，但刻意迴避了受害者的痛苦，彷彿對話的代價只能由女性妥協。而榮獲東京大賞的《生之敵》，雖引人深思，卻依舊將焦點放在男性精英的形象之上，甚至透過悲情筆觸強調「現代觀念壓抑了男性的欲望」，卻對女性在體制下的掙扎隻字未提。男性的壓抑固然值得關注，但女性被剝奪的聲音同樣重要，卻依然被刻意忽略。
正因如此，《黑箱日記》這部最具代表日本女性聲音的作品，卻未能進入東京影展「女性賦權」單元，也未獲日本片商青睞。我不禁感到寒心：究竟是什麼樣的勢力，讓如此珍貴的作品被迫隱身？不禁得出結論：日本社會，依然以保護男性為優先，巧妙地鞏固著父權體制，掩蓋著過去與現在的錯誤。
這一切讓我明白，為何在日工作的朋友會提醒其他女性「要有心理準備」。日本社會的進步與扭曲並存，而女性，往往被迫以第三者的視角回看自身的創傷，才能夠撫平傷口，並為自己討回公道。伊藤詩織正是如此，她笑著說「不要因為受害者的身份而害羞、躲藏」，但我們也看到她不得不以完美的受害者、堅強的女性、專業的記者等多重形象示人，才能說出真相。這份堅強令人敬佩，但背後的疲憊與孤獨，又有誰能理解？
我衷心希望，有一天《黑箱日記》能在日本上映。這部電影不僅是伊藤詩織的勇敢見證，更超越個人，對整個社會的結構提出了挑戰。伊藤詩織的勇敢提醒了我們，坦然面對傷痛並非軟弱，而是抵抗壓迫、追求正義的力量象徵。她的存在，是日本女性抗爭史中不可忽視的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