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追求點擊率、流量，「即時新聞」誕生，求快、求流量成為新聞產製原則，內容則毫無品質可言。媒體公司看中的是新聞數量，而非資訊的真實及正確性，導致「三器新聞」、「爆料公社新聞」的出現，記者抄寫以訛傳訛的資訊，甚至傳播杜撰的內容。此外，新聞媒體與社群平台的結合，更使資訊「片段化」、「破碎化」，針對同一新聞事件，不同立場的閱聽眾族群所看到的面相可能天差地遠，使得真相獲取更加困難。台灣的媒體亂象到底為何而來？
媒體財團化與內部新聞自由
「媒體商業化」產生的諸多弊端，是當代台灣媒體現象。回首台灣自解嚴前後至今的媒體變革，1987 年解嚴，1988 年開放報禁， 1993 年開放廣播頻率和有線電視，台灣媒體業蓬勃發展，百家爭鳴。雖然黨政軍勢力靠修法退出媒體，迎來看似自由的媒體環境，卻因媒體眾多而產生惡性競爭、政治力透過所有權的形式滲透媒體。「媒體財團化」可稱為「所有權集中化」，指的是個別媒體的股權被財團資本家大量收購、獲得經營權的過程。電視台的資本門檻高，當傳統媒體的廣告利益因數位廣告流失之時，電視台因營運不佳而被迫出賣給大企業集團，被稱之為媒體的「巨賈化」。媒體交易的本身並沒問題，問題往往產生於，主宰媒體的財團，控制旗下媒體以龔固其影響力，為財團本身利益，企圖影響輿論風向、甚至是民主選舉。
因此，媒體機構內的「內部新聞自由」至關重要。
我們可以知道，「新聞自由」的意義是保障新聞媒體監督政府，追求公共利益，至於如何落實，則關乎新聞機構內部的運作。具體而言，記者提供的內容，可以透過文章編輯、影片剪輯，或是報紙版位、網路發布文章之選擇，更改而符合新聞「框架」。
正常情況下，那些修改是為了確保新聞價值之必要，但當新聞老闆將媒體作為企業的廣告平台、個人的宣傳工具，那些流程就成為干預「內部」新聞產製者自由的手段。甚至內化到工作規則及流程當中，成為員工工作的核心價值。雖然，新聞從業人員的作品面向公眾，之於媒體公司其身份是僱員，媒體老闆可予以解雇，但作為第四權的行使者，其背後邏輯，便不是經濟因素作為唯一導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