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否為了東亞市場進一步發展的考慮，我竟然受邀前往總公司，向集團董事局做專案報告。以當時相對較小的生意規模，它的必要性，我是有點「丈二金剛摸不著頭」。更別說，他們的用意為何，我更是沒有一點概念？
我當然也沒有費心去追問，只是自己心裡暗暗推測，這一波被召回去的，起碼會有幾個不同地區的市場負責人。另一點幾乎可以確定，以當時自己的年資和低微的重要性，會被點名在大佬們跟前作報告，絕對和執行長個人的主觀意願有關。如果猜測屬實，那就和我和他的“私誼”有關係了。任何公司團體都一樣，只要十人以上，人際關係必然有親疏遠近之別。差別只是，它所影響公務執行的深淺不同而已。
這個集團到了90年代已經有四十多年歷史，由於經營得宜，營收和組織早就變得巨大，遠超過多數的歐洲上市公司。政府當局曾多次要求該集團須辦理上市，但由於公司非常賺錢，同時他們也不想讓公司的發展和決策受制於來自市場的大股東。因此，直到現在仍然和許多數百年的歐洲神秘公司一樣，都維持著私有的體制，對外完全不透明。
基於這樣的公司體質，才會有當年創辦人猝逝時，他們有幸把創辦人留下的“私誼”資產，轉換成重大變故的解決方案。這個戲劇化的“領導權轉移”頗具傳奇色彩，卻也是我親眼所見的；一個真實世界企業命脈延續的精彩篇章。
這位執行長的另一個在美國有私誼的業內人士，後來直接促成了集團在美國收購了三家知名企業，同時把美洲生意的管理職責完全交到這位老美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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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美國人和執行長還有老太太的年齡相仿。在一個我們四人一起用餐的場合，在餐桌上；這老美曾經引述他自己跟老闆兒子之前在美國的對話，他對小老闆說：「我把公司賣給你們，過幾個月；我再和你媽媽結婚，我不就可以把我賣出去的公司拿回來了嗎？」，說完以後，他自己哈哈大笑，我們其他三人也只能陪笑兩聲；繼續用餐。
這是非常無厘頭的玩笑話，他們卻不以為意，足見他們幾位的私交有多密切。他們之間的“私誼”，力量是難以估算的。
至於我和執行長的“私誼”，能想得到的是，日本初識之後，他和他大兒子跑了一趟台灣，我出力幫他做一些創業有關的事，一切就從那裡開始。其他記憶所及，大概我是他僅有的華裔朋友。此外，大概我們比較談得來，他還有幾次說；義大利人就像是歐洲的中國人。我是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就是。
另外，在他剛接手經營不久，處理日本合資公司和社長的同時，其實為了處理新加坡外派經理一事，他曾要求我接受他的安排，把亞洲北部市場先從遠東區域分割出來，由我負責。剛開始我有些動搖，後來想清楚，我不能接受他的提議。
原因之一，若分割之後，我的地位和舊上司同階的話，對我的上司而言，那麼做；不但是削弱他的權限，對他也會是莫大的羞辱。對我個人而言，我會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背叛者。
原因之二，由於新加坡的遠東區域中心成立比較久，規模大很多，資源也很豐富。我若經營分割後的區塊，又回頭尋求舊主管的實際奧援，相信他不會心甘情願的，也極可能懷恨報復。如此下去，我們必定兩敗俱傷。
我因此陷入了長考，幾天之後電話回覆執行長，請他收回成命，希望他不要執行那項尚屬極機密的計畫。我告訴他的理由很簡單，就是他構想的做法；是可以達到廢除我主管的意圖，但可能會讓原本發展良好的亞洲市場陷入不穩定的狀態，也將使得公司未來展望的不確定性增高。
我這心裡的大實話著實激怒了他，他直說：「沒想到你這麼懦弱！」。他那麼說，讓我把第二句話吞了回去。我原本想接著說，「我不想背叛我的舊上司，那麼做，形同逼他辭職。」。相信我若說出來，他應該會更為暴怒。
就這件流產的秘密計畫，我就是他那件工作上的絆腳石。可是，直到今天我仍然慶幸我當時沒有讓他遂行那件秘密行動，看到今日那公司在亞洲市場仍然繁榮穩定，我這無名英雄還是頗感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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