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來聊聊最高法院114年台上字第687號刑事判決
這個判決的上訴人(被告)，上訴主張手機被警察違法查扣，手機裡的資料應該沒有證據能力，不能用來判他有罪。
雖然上訴被駁回，但最高法院在判決理由中對「手機」與「手機裡的資料」之搜索及扣押，做了詳細的說明。
最高法院大意是說，手機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非常重要，手機裡有大量跟隱私相關的資訊，而且這些資訊，大部分都跟犯罪嫌疑人涉及的犯罪無關。因此手機裡的資料應該要受更嚴密的保障。
如果法院核發令狀(例如搜索票、扣押裁定)，不能夠很空泛地寫「犯罪嫌疑人的手機」，而是要盡量把範圍寫清楚（例如「犯罪嫌疑人手機中與陳小美、王大明的LINE對話紀錄」）。
如果犯罪嫌疑人同意搜索扣押，也要把犯罪嫌疑人同意的過程記載在筆錄之中，而且如果只是「同意扣押手機」還不行，要清楚到「同意檢視手機裡的資料」這樣才算。
回到案件，筆錄只有記載上訴人同意警察扣押手機，沒有記載同意警察看手機內容，在這樣的情況下去看手機內容，最高法院認為這「是」違法取證。
但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只規定特定幾種非常嚴重的違法取證是當然無證據能力(例如沒有告知被告緘默權)，其餘違法取證是要經過比例原則的權衡來決定有無證據能力。
本案雖然有違法取證，但一來警察沒有去看上訴人手機裡跟案情無關的資料（對隱私權的侵害不大），二來上訴人審理中自己說過有同意警察看手機裡的資料，只是警察執法不夠細緻，沒有把這段記在筆錄（違法取證的情節輕微）。經比例原則權衡，認為還是有證據能力，因而駁回了上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