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桑先生做事之所以特別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壓根不信任軟體。
桑先生出身硬體背景。在他眼裡，硬體設計才難，軟體只是小菜一碟。這種偏見讓他長期輕視軟體，導致公司裡硬體工程師的人數比軟體工程師多出六、七倍。我曾建議桑先生，硬體大同小異，若要在眾多競爭對手裡脫穎而出，就得在軟體上加大投資。軟體能創造更多附加價值，我們可以有三種不同的軟體版本：基本、進階、和企業版。依照顧客需求差異化銷售，以提升公司利潤。
桑先生立刻回絕，堅稱軟體必須免費，公司的產品核心就是硬體。儘管這些硬體在一般電子商店就能買到，公司大可省下聘請眾多硬體工程師的錢。
系統一出問題，桑先生的本能反應就是「軟體又出包了」。這看似和他的信念衝突：既然軟體這麼簡單，理論上應該是硬體更容易出錯。這矛盾的背後，是他的極度偏見。他打從心底就瞧不起軟體工程師。在他眼裡，這麼簡單的東西居然也能被一群笨蛋搞砸。
當我指出問題有可能出在系統其他地方時，桑先生總是暴怒地指責我，認為我在推卸責任。他額頭上凸起的青筋彷彿在嘶吼：「你給我走著瞧！」就連殺人犯在判決前都被視為無罪，而我第一時間就被桑先生判定錯在我身上。
因此，除了軟體開發外，我得花更多的時間寫測試程式，去追查硬體問題。只有抓到源頭，才能證明我的清白。
長期下來，在測試中累積的經驗，讓我比許多硬體工程師更懂這些產品。一次次證明了是硬體出包後，桑先生對我態度漸漸客氣起來，甚至在我面前罵那些硬體工程師。
桑先生對我的依賴，讓工作變得更繁重。努力工作，換來的不是掌聲，而是更多的工作。軟體設計之外，每次硬體更新都要我測試把關；客服也交給我，理由是我最懂產品；基於同樣的理由，業務也很快地落在我身上。投資人看的藍圖要我規劃，客戶的合約要我擬，發表會也得我上台。
一人分飾多角，沒時間吃飯睡覺成了日常。即使忙到分身乏術，我還是試著找新工作，但情況不樂觀。千禧年網路泡沫破裂後，好不容易回暖的就業市場，又被次貸風暴重創，再度一蹶不振。
